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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天下】黄操:工业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养老体系
——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分析与政策建议(下)
关键字: 工资劳工工资工业化政治经济学养老基金教育支出劳动价值论【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此后,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再度升温。本文作者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地租、利润和工资三个方面,分析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期望通过历史分析与政策建议,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活力。
作者在上篇与中篇里,结合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历史,分别尝试阐述了地租与工业化的关系、利润积累与工业化的关系。本文为最后一篇,将论述工资与工业化的关系,并延伸至教育与养老问题。】
工资的历史和逻辑
劳动价值论
在现实中,各要素的分配未必会按劳动价值论导向分配,有人喜欢以此为据来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恐怕不合逻辑。现象逻辑不一定能反映本质问题。像土地、资本等要素之所以参与分配并分得多,不是因为它对价值创造做出了实质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资源要素是有限的且被独占的。
反过来想想目前被认为是无限的或未被独占的要素,就能明白这个问题。比如,汽车跑起来需要氧气,但氧气无法独占也无法限制使用,是不需付出对价的。再比如,目前开发公海的深海资源是不需要付地租的,先开采先得,完全靠能力。去月球、火星开采资源估计也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地球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但发射卫星并不需要为占有轨道付代价,依然是谁先占有谁先使用,完全靠能力,而这种能力根本上讲就是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
而资本的能力是在市场经济中调配资源、调节经济活动,本质是为了获得利润。货币资本可以购买工业资本品(工业资本品作为凝结的劳动反映劳动价值)、雇佣劳动以形成工业资本,可以投入在商业中形成商业资本,投入在金融活动中形成金融资本。但在计划经济中,资本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小了,有这种能力的主要是政治权力。
资本的逐利行为不见得有利于劳动价值的实现。前文的论述已经表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私人资本必须受政权的约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发展必须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实现劳动价值。
接下来,先看看在市场条件下的分配是如何运作的,主导走向的因素有哪些。各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基本是博弈逻辑。博弈包括供需关系博弈、政治博弈和信息博弈。市场上是看不见的博弈之手,市场解决不了就政治解决,政治解决不了就暴力解决。
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出现在工业化发源地英国,其最大的特点一是自由,二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不能自己生产生活,自由意味着可以被资产阶级雇佣。这时的工人主要从事体力机械劳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生活极端困苦。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工人的收入仅够维持工人阶级本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经济周期的短暂高潮下劳动短缺时,工人的待遇才能得到短暂的改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说一般工人的劳动价值是不太能体现出来的,能体现的主要是工程师的劳动价值。而在这段时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发展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困苦的早期英国工人
当然,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不同,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有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剔除掉)。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总是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国际主义的工人身份和国家主义的民族身份左右互搏,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最终,在老牌工业强国中,工人的联合失败了,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普遍的工人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尤其二次大战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美苏冷战,为了降低社会主义的诱惑力,各主要发达工业国都提升了劳动者的待遇和福利,让其分享对外剥削的成果,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利益的决裂。
而工会主义则造成发达工业国内部的工人分裂,因为行业工会只关心本行业工人的利益,越是在垄断竞争或自然垄断行业的工人,组织得越好,也越有博弈能力。这使得工人运动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只能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不过,政治运动带来的收入提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平均生产力。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只是潜在的。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低于它的平均生产力,我们就说它的国内市场处于一种需求不足(也称作生产相对过剩)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已经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使用上汽车,但工资却提不上来,许多人买不了。这是因为在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工人的工资是成本,企业都不愿意先提高工资降低自己的竞争力(除非是受劳动力市场供给偏紧的影响),所以一般而言,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需要社会舆论达成共识。但可爱的福特打破了这一点,他一面通过发明应用流水线改进效率,降低成本,一面给工人提高工资,使工人自己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1914年把工人的日工资从2.5美元直接上涨到5美元)。福特的成功论证了在国内市场处于前述所说需求不足的情况时,提高工资能够推动国内市场消费,促成了美国1938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
1913年的福特Highland-Park工厂流水线
当然,提高工资会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工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国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首先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转移出去。试想,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经济体,不能把这类产业转移出去,那么美国人买衣服之类就会贵不少;而当这类产业转移之后,美国可通过扩大中高端产业的生产而用高附加工业制成品来交换低附加值产品,使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提高。这也是西方推崇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奥秘。但站在工业后进国的立场上,这种低端产业固化是不可接受的。
故事还有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所需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高素质意味着需要对劳动者有更多的投入,需要吃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劳动者收入也得到提升。相应地,产生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普通工人、中高级技工、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最后到科学家,都在工业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复杂劳动的程度享有不同的收入。其中有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能与资本分享利润。
所以,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中中高级劳动者占比越高,越像是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劳资矛盾也显得越缓和。甚至到最近资本泛滥的时代,好的技术项目找钱投资相对容易,高级技术人员面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再次提升。
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明显地表明,一个国家在核心工业产业上的研发、生产、流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工业化的程度就越高;在研发中投入的越多,工业化越高级。也就是说,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研发能力,而国家研发能力的建设都是由政权保障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导向的。工业化大国强国往往选择从基础科学领域把握和控制工业化的方向。但基础科学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太长,烧钱太多,没有产出的风险也较高,很少国家能承受的起,所以小国倾向于采用跟随战略,选择已初步明确有工业化价值的领域加大投入,形成产业优势。
一个国家要搞什么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研发基础和人力资源,而对研发能力建设的投入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投入。因此,工业化国家都力图建立自己的教育研发体系。优秀的人才不仅能满足现时产业的需要,而且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目前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仗着自己有钱,把世界上能招到的好学生都招过去。有钱就是任性,但这不是可以通行的方法,绝大部分国家都需要自己培养所需的人才,所以自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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