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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天下】黄操:工业化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养老体系
——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分析与政策建议(下)
关键字: 工资劳工工资工业化政治经济学养老基金教育支出劳动价值论有些人喜欢指责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等国家,说他们税收过高影响竞争力,福利过好养懒人,但他们却没有想到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长期名列前茅?关键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也长期名列前茅。有些国家的教育投入甚至达到了理想状态,学生有能力达到什么层次的教育就可免费或有报酬地上到什么层次。因为他们想通了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成为一名化学博士(或高级技工),而读完本科(或初高中)就因为财务原因不读了,这不仅是你自己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当然,一些不是热衷于搞教育研发而是热衷于搞福利的欧洲国家,像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就悲剧了。
说白了,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优良、公平的教育,国家将不能得到所需的工业化优秀人才。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这绝对是个重大的损失。对于工业化来说,教育比医疗重要,医疗比养老重要。不过从长期看,良好的教育体系对工业化的帮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上。从这点出发,可以做个大胆的预言,一旦美国从最高处降落,美国的不公平的、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过于昂贵的教育体系和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最终,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将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坚持教育立国,就是坚持研发立国。
中国国家财政教育性经费及占GDP比重
中国故事
建国后前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的积累、重轻工业的发展,我国建设了力所能及的高等教研体系,但取得成就更大的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在初等教育中坚持面向工农群众,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方式,使中国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使中国从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识字人口为主的国家,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197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有人指责前三十年人们生活很困苦,一说起来就是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之类的,这其实是一种过于“吃货”的观点。工业化初期中国的粮食困境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吃只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教育和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看看现在家庭的教育支出,就知道教育是生活水平的很大一部分,而在这方面前三十年是很值得赞扬的。
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在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和大多数职工家属,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
虽然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68岁。2015年,印度和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只有68.1岁和70.5岁,而中国已经达到75.4岁,离美国的79.7岁只差4.3岁。
改开前的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大量优秀的农村普通劳动力资源,在改开后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与外出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外出农民工工资相对较高。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虽然名义工资在不断增长,但由于物价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扩张,实际工资接近停滞。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这几年开始出现了普工招工难的情况,普工的实际待遇有所改善。但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相比不断提高工资,加强自动化生产或进行迁移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就算招工难,普工的工资提高也是有限的。而目前相比普工,中高级技工更加短缺。应想办法把部分普工(包括部分中高职)转变为中高级技工,把中高级技工的培养纳入到中高职教育上来。提高劳动力层次不仅对劳动者有利,也对产业升级有利。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保护迟迟解决不好,欠薪等损害农民工的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未能把握好劳资间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应加强工会的党团组织、群众组织定位,加强垂直管理和指导,使工会组织重新建立与工人的血肉联系,重新焕发活力。工人应参加统一的地方工会组织,淡化私企的内部工会(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容易产生工联主义的各种问题,也不利于党对工会的领导)。地方工会应为工人解决各类法律问题,出面为被欠薪工人打官司,坚定地维护《劳动法》,并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各种帮助。
在高等教育方面,从1979年到1998年高考录取人数逐步从28万提升到108万,录取率从6%提升到34%。1998年开始高校大扩招,1999年录取160万,录取率56%,2006年546万,录取率57%,2014年694万,录取率达到76%。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机械、土木、铁路、机电、电子等行业提供了大量中高层次技术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功不可没。
但我国的高考参考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应试学生开始缓慢减少,一些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陷入招不到学生的窘境。虽然高职院校的就业好于非高职的普通本科院校,但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培养的中低层次劳动力符合现有产业的需要。高职的培养是把学生导入已定的学习轨道,最终集中在所需的应用技能上。重点本科院校的培养则要求学习某学科内的主要基干课程,最终在于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产业升级。
好学校实际对学生的行为管理是较松的,而普本院校的学生就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像重本高校那样要求的话,大部分学生能力不足;但如果完全像高职那样,又限制了相当部分学生的长期发展潜力。所以非高职的普本院校的教学是最难定位的,在面向就业的工作技能培养和学生创造力培养之间的度很难把握。这一类的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及对就业情况的调查,在高年级学习中加强对有益于就业的应用型技能的学习。
有人认为中国高校在世界的排名过低,事实上高校排名主要是由科研排名决定的,而现在的科研排名主要基于高档次杂志论文,所以这种排名导向并不完全有利于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相关产业互动。我国很多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达国,特别表现在很多学科实验当中要用的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被西方工业国禁止出口,科研成果产出自然受其限制。
除了完全的基础科学领域,科研应与产业发展有较紧密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应首先下大气力解决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硬件瓶颈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重大攻关课题投入。这类研究虽发不了多少文章,却是科研和产业的重大支撑。这类支撑硬件升级是必须一步一步来的,馒头得一口一口吃。
同时逐步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更多地购买使用本国的实验设备等,从而从根本上把握工业化的方向。尤其是对中国特有的领域,应率先建设自己的高水平杂志和评价体系。
从长期看,应逐步使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达到韩国的水平,即从目前的2%出头翻一番,提高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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