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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上高山、进坑道、上火线”。前沿阵地数量多、分布广，对于刘军来说，冒着敌机轰炸长途行军是常有的事。夜间连续六七个小时的行军，常常令她困得睁不开眼。“有次走着走着就睡着了，险些连累拉着我的魏队长一起掉进了沟里。”那次之后，刘军便到卫生员处要来一些清凉油。困意来袭，她便将清凉油往眼睛上涂，难以形容的痛楚瞬间令她精神百倍。

“偶尔，部队也会白天行军。说是山路，其实并没有路，大家只能攀着荆棘和杂草向上爬。有次攀爬，那杂草荆棘比我个头还高，我不想让大同志们为我担心，就一边爬一边嚷嚷着要和他们比赛。”她卯足了劲往上爬，但刚爬到山顶，便累得失去了意识。“等分队长叫我起来吃饭时，同志们已经在砍树挖掩体，而我正睡在垫着树叶和草的掩体里。”

“山上不能点火，大家只能吃自备的干粮，喝低洼地里的积水，舔树叶上的露水和冰凌，喝尿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生活上的艰苦可以忍受，可敌机的猖狂却战士们气恼万分。没有制空权和先进的武器，敌机发现志愿军战士们便常常贴地飞行，挑衅滋扰。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间行进，敌机群发现我们后，俯冲而来，飞得比山的高度还低。”大家愤恨不已，一年轻战士跑到机枪旁，双手托起机枪的两根前支架对准敌机，机枪手抓准机会一阵猛射。“中了！那敌机被射中后冒着黑烟往下栽。其余敌机还以为我们用了什么新式武器，吓得赶快逃走了。”敌机走后，树林里一片欢腾。大家把那名年轻战士举起来，抛得高高的。他手掌的虎口已被震裂，鲜血淋漓，脸上笑容灿烂。“我们志愿军就是有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才使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

“不仅要紧跟战斗部队，还要做好行军中的鼓动工作。”文艺兵们会把战士们的英勇事迹编成快板和小曲，站在行进队伍旁说唱给部队听。行军路上，刘军总是手挟小竹板，边说边唱为部队鼓劲。不少战士看到她，会对她说：“小同志，你就等着听我们胜利的好消息吧。”刘军也答应他们，会将他们英雄事迹记录下来编成节目。“可后来，他们中很多人都没能回来。我时常想起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怀念他们。”

志愿军在战场挖战壕，右一为刘军

1953年，停战前的战斗即将打响。在刘军的再三恳求下，她和几名文工团女兵一起驻扎进前线坑道。

“很多年轻人以为文工团只是在战场唱唱演演，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另一名文工团战士连发蔚告诉我，“既是宣传员文化教员、又是战斗员、还是卫生员，‘一专三会八能’说的就是我们——一项专长即‘会编、会唱、会演’。八能是‘能包扎伤员、能战地宣传写标语、能洗血衣能缝补、能做庆功会的红花和追悼会的白花、能为战士写立功材料和家书、能转运战友遗体......”

炮火是灯光，战场是舞台。在这里，炮击能将夜空照得亮如白昼，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炮炸的声响震得坑道内的包扎所摇摇晃晃。随着金城反击战越发激烈，伤员也逐渐多了起来。卫生员和文工团老兵们不断往返阵地抢救伤员，刘军留在坑道里照顾伤员。

“伤员不断被运送进坑道，满身满脸都是血。有些负了伤还能走动的战士，才包扎完伤口又跑回阵地上战斗。那些浑身缠满绷带的重伤员，没人哭叫一声。有一名刚满十七的小战士，他伤得很重，背下阵地时，他满脸满身的血，肚子里的肠子流了出来。用了很多绷带，也止不住不断外淌的血，绷带全变成了血红色，我听到他嘴里还在小声念叨：‘打。’”

“血水和汗水，不断从绷带缝中流出来。他们却担心吓着我，反而细声细语对我说：‘小同志，不要怕，你看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刘军被深深震撼和感动着，年幼的她总是麻利地拧起毛巾，为他们轻轻地擦拭，又用铁碗和小勺，慢慢地把开水一勺一勺的送到他们嘴里。刘军问他们：“同志，你痛吗？”战士们总是笑着，违心的摇摇头。为了分散注意力，有些战士会请刘英为他们唱支歌。“我会轻轻趴在他们耳边，为他们唱一支儿歌，他们总是那么静静地听着。”

刘军已记不得在坑道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昼夜，无数令人钦佩的伤员战友，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

1953年，刘军（右）与战友李斌英在部队驻地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