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距外交”的破产和台湾的“自我孤立”

在继续讨论台日渔业冲突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事件的发生地冲之鸟礁。冲之鸟礁距日本本土1740公里，在涨潮时基本上都淹没在海水中，只有“北小岛”和“东小岛”有两块露出水面的小礁石，属于国际法上的“礁石”，因而不能作为划定专属经济区的依据。日本历来主张冲之鸟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岛屿，并为此采取大量人工加固手段以在法理上巩固这一观点。

中国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没有承认日本的这种行为。就在3月14日和19日，中国科考船“海大”号两次进入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科学考察，遭到日本巡逻船的跟踪和警告；“海大”号则回应“这是公海海域”后不再理会日方。

此次被抓扣的台湾渔船，就位于冲之鸟礁附近一百五十海里处，在日本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内。

当然，在国际法上日本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没有支持日本的诉求，日本在冲之鸟礁地区划“专属经济区”是非法的；因此，在公海海域台湾渔民有捕捞的自由，即使没有双边的渔业协定也不应受到任何国家的干扰。然而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法律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的结果往往还是要取决于“外交”技巧和实力。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等距外交”其实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技巧。在经济体量、军事力量和综合实力上，台湾要弱于日本、大陆和美国这样的地区玩家；由于主权身份的限制，台湾甚至在面对菲律宾这样体量的国家时也没有优势。因此，台湾在实力上的缺陷就更需要“外交”技巧的弥补，利用东海问题上各方的矛盾轮流“出牌”。

然而这种“走平衡木”式的“外交”战略有着严苛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维持与各方的稳定关系；关系恶化就会导致“失去平衡”，招致外来势力的趁火打劫。因此给“等距外交”掌舵的领导人，必须非常小心地调整“外交”政策，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与最善意的一方合作来保全自己。显然，马英九不是这样的领导人：他在达成“台日渔业协定”后就选择了作壁上观，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毫无作为；等到情势发生变化时，台湾已经陷入了“自我孤立”。

中国大陆是台湾对外活动的“王牌”。这是指，中国大陆只要继续坚持统一大业不动摇，那么其他国家对台湾“下手”时就不能不考虑大陆的因素。例如，2013年5月9日发生的菲律宾执法船枪杀台湾渔民事件中，大陆在外交表态和南海方向上的配合实际上帮助了台湾。

然而，两岸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台湾手里的这张牌。自2010年起，台湾与大陆之间不断发生摩擦；2014年3月到4月的“太阳花学运”将台湾年轻一代中部分人对大陆的敌意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对两岸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大陆方面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随后一系列事件诸如“黄安举报周子瑜”事件、最近的电信诈骗犯事件等，将台湾和大陆的民意推向了高度对立的两面。

民意上的对立转化为政治上的影响，加之民进党赢得台湾地区“大选”后力图疏离大陆的政策宣示，使得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目前的低潮期。这也意味着，台湾在面对其他国际玩家时失去了大陆这张“王牌”而陷入孤立；其他国家就可以相信，它们直接与台湾发生争端时将不会导致大陆的介入。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恰逢“大选”。国民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马英九在政治上已经宣告“死亡”，在任何政策上都难以有所作为；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既然宣示要疏离大陆，就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因而不太可能对日本的要求作出否定的回答。因此，台湾在对外事务中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地步。日本自然会利用这个窗口时间，对台湾的渔权和冲之鸟问题下手，台湾就只能将苦水咽下去。

民进党即将在台湾执政，然而蔡英文在扣押事件发生后与日本众议员的会面中，完全未提此事；有鉴于蔡英文的一贯表态，就更不可能接受大陆方面的合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拒绝与大陆改善关系、增进合作，日本就能利用两岸矛盾继续从台湾的渔业、能源、海洋划界等方面捞到更多好处。增加更多专门的“台日协定”，或者如谢长廷所言的修正协定，都不可能保护台湾人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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