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今年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巴黎举行，这项研究会不会为中国在世界气候问题上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空间带来积极效果呢？

邹骥：我本人实际参加了这个谈判进程，现在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可能会有一些舆论方面的效应，但对谈判本身不会有太多影响，这些数据上的争论本身就很复杂，现在也过了这样的节奏。从现在到气候大会召开，留给中国的谈判时间累积起来也不会超过20个工作日，而且有些谈判工作过去已经做了三年，这些发表此时此刻已经不能影响实质的谈判内容，但是舆论上可以让大家有多样化的理解。

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间尺度长达几百年，我们算累积排放量都是从三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算起，那个时候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在大气中留存几百年，而且一直对气候变化起作用。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也是用这些国际数据库的数据，大概到2012年，美欧的历史累积排放量是中国的五倍，预计到2030年，欧美累积碳排放量合起来还是中国的2.6倍。到底是谁引起气候变化，这个其实更有说服力，你光说今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中国排放量是美欧的总和，但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气候问题必须得在几百年的尺度里看才有意义，这些可能是和谈判更密切、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数据。包括今年的巴黎协议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争论很大，历史责任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累积排放量，这才是影响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谈判不是评价你这十年、二十年多估了多少，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大事在于从1750年以来累积排放是多少，这个对于确定责任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数据都在这里摆着，而且是根据西方国家数据库测算出来的数据。但西方国家有时候就是不认，绕过这个概念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会说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就是世界第一了，人均排放量也超过了欧盟的人均排放量，所以你就应该负责任，他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我们说这个逻辑不对，你不能用瞬时排放量。我的碳排放量是你的五倍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对今天的气候变化影响甚微，累积排放量才是关键。从1850年算起，美欧的累计排放量是中国的五倍，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自己的责任在哪里，你尽到你的责任了吗？这个才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往往避重就轻，西方的媒体也不怎么报道累积排放量，他们的谈判代表也从来不提累积排放量，但我们总得讲科学，得客观，西方科学那么发达，那些谈判代表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应该面对这个问题。

奥巴马能不能在任内兑现减排承诺，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观察者网：最近几年，为了减少碳排放量，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邹骥：今年6月底，我们国家公布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十一五”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约为21%，经过努力“十二五”预计可达到19%左右。今后三个五年计划的下降幅度仍要保持在18%-19%，其次是加快能源低碳转型，以极大力度部署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三是提升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综合生态服务能力，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中国是目前少数几个提出量化碳汇目标的国家，到2030年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预计森林碳储量将增加25.5亿吨。

观察者网：2014年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达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定，美国承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奥巴马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

邹骥：我们和美国气候专家有过多次对话，也问了这个问题，有一批学者认为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约定在法律上是有不确定性的，毕竟它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只是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如果换个总统还能不能继续执行就有风险了。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联邦法院已经把解释清洁空气法案的权利批给了美国联邦环保局（EPA），环保局也制定了电厂计划、清洁计划，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可以执行下去。所以这是一个疑点，我们也在和美方继续交流。总体而言，中美温室气体排放约定作为一个总统行政命令，总不如由国会批准的法律要来的踏实，而且奥巴马在政治上还受到一些共和党人、产煤以及排放大州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希望减排的利益集团，加州也有很多实践。

对这个问题，我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认为美国还没有做到极致，还有提升空间，但这毕竟是一个总统行政命令，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只要奥巴马总统在任，或者只要下一届总统不去改变这个总统行政命令，毕竟还是在做一些事情，会取得一些进展，对此我们也在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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