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一换”到“长期建藏”，是进藏部队西藏工作政策的大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长期建藏”政策促使进藏部队广大官兵，安心在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工作向纵深发展。（二）“长期建藏”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巩固国防，增强民族团结。（三）“长期建藏”思想，培育出了“老西藏精神”。

从十八军走出的三位将军，堪称践行“长期建藏”的“老西藏精神”的楷模。

一位是军长张国华中将。因为长期高原工作引发的心脏和血压问题，张国华1972年正在成都主持会议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去世时还不满58岁。国华同志去世后，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国华同志的骨灰送北京安葬。周恩来总理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亲切慰问国华同志的夫人樊近真时，痛惜地说：“中央正在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周恩来一生只亲自迎接过两位将领的骨灰，一位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大将，另一位就是虽然历史交往不多、但周恩来特别欣赏的井冈山司号员张国华中将。毛主席对国华同志的早逝，表示了深切的惋惜。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次会议期间请示毛主席是否接见会议代表时，他老人家感慨地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另一位是政委谭冠三中将。1985年12月6日，原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在成都逝世，终年8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1986年5月15日，将他的骨灰空运至拉萨，安葬在他亲手开垦的苹果园。当年18军进藏时，他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在西藏高原整整12年，辛勤工作，积劳成疾，中央才调他回北京工作，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西藏自治区上层爱国人士唐麦·贡觉白姆（1920—2012，和平解放初期，她走出贵族家庭，为十八军指战员教藏文、参加拉萨爱国妇女联谊会，曾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是一位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者）曾经说，“1980年我们去内地参观，大家一致要求见见谭冠三政委，虽然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我们看望他时，每个人像朝佛一样，围着他转了一圈，并一一向他献上哈达和亲切的握手，我们和谭政委都非常高兴。”“我们西藏人民永远忘不了18军同志们的功绩！”

还有一位是阴法唐书记，进藏时是52师副政委，后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1980年二度进藏，任自治区党委书记，至1985年7月，后调任二炮副政委，1988年授中将。阴书记是践行“老西藏精神”和“长期建藏”思想的楷模和榜样。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老西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兼谈孔繁森的成长之路》（1995年）、《老西藏精神的根本——雪山名将谭冠三代序》（1996年）、《再谈“老西藏精神”》（1998年）、《继续弘扬老西藏精神》（2002年）、《西藏和平解放与老西藏精神》（2003年）等文章，坚持不懈地宣传“长期建藏思想”和“老西藏精神”。

2024年8月22日晚，西藏林芝市城市夜景。（无人机照片）中新社记者 贡嘎来松 摄

3、长期建藏思想的历史性影响

长期建藏思想解决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问题，为中央人民政府实现对西藏地方的完全行政管辖提供了干部和人员的保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上千年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仅有约500余户，2000余人。不但内地移民不愿进藏，政府官员也逃避进藏。

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在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136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2人之多，占到16%，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当年偌大的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粮员武员数人而已”。

官员不愿意进藏的状况限制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施政能力，削弱了其对西藏的影响力和统治力，以致难以完全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图。这突出表现在从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间，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时断时续的离心倾向。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无人进藏的状况根本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影响下，在高原坚持工作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干脆在西藏安了家，因而被称为“老西藏”。大批人员的进藏及相对稳定的老西藏干部队伍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有效的管理和有力的施政。

是否允许中央派员入藏，一直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焦点。近代历史上，西藏发生过两次“驱汉事件”。

1、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驱汉事件”。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当局利用中央政权变革无暇顾及边地治理之机，发动了“驱汉事件”。1912年3月，噶厦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布文告，通令全藏的营官喇嘛攻击各地的川军：“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2、解放前夕的“驱汉事件”。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西藏地方当局又借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之机，再次制造“驱汉事件”，并企图武力抗阻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在达札召开的会议上，亲帝分裂分子称：“乘中国时局不定之际，是能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的。况且今后对各方面都有利，还是遵照摄政指令把汉人赶出西藏为妙”。

他们布署将拉萨的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及旅藏的汉族及巴塘人逐出西藏。在向国民政府致电通报其“驱汉”的“反共”理由之际，噶厦按其预定计划，于1949年7月，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及所怀疑的汉回民众，经印度遣送回内地。

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受到西藏群众欢迎。图源：团结网

3、围绕十七条协议的谈判，焦点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

谈判中，西藏地方代表根据噶厦制定的内容谈判条件精神，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不赞成军队进去。理由是：西藏的东面、北面都与中国相连，只有南面是与印度接壤。现在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因此，边境可以由西藏军队守卫。如果边境有事，再请求中央派兵去保护。还可以把西藏现有的军队扩大，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并对外宣称西藏已经有了解放军。他们坦言之所以不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是因为“害怕解放军进去以后会整他们”。

对此，李维汉做了详细的解释。李维汉首先阐明了解放军进藏的必要性，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卫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西藏进军驻军为了是保卫国防，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西藏人民的安全。接着，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反对进军的“理由”，李维汉逐点进行解释：第一、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有无侵略野心还不能保证；第二、现在西藏根本没有国防，西藏的军队是向祖国内地部署的，要建设国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目前西藏更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一旦有事，军队开进去谈何容易。至于西藏的军队要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那是不成问题的。

谁都知道，西藏现在的军队没有战斗力。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巩固国防，岂不是个矛盾吗？李维汉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人民解放军开进去以后，会慢慢整他们。但是，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用战斗的方式打胜了再搞，还要方便些。现在十条公约已经登了报，要搞就不方便了。所以，怕解放军开进西藏去搞他们，是可以设想的，但不合事实。

西藏代表团提出，希望进藏军队的数目尽量减少，拉萨不要多驻军，藏军要缓期改编等。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进藏部队的经费由中央供应，藏军的改编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为了慎重起见，双方各派专人具体研究拟定《关于人民解放军进藏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作为协议的附件，即后来的《十七条协议》“附件一”由双方内部掌握。

李维汉的耐心解释和“附件一”的拟定，大大解除了西藏地方代表的疑虑。他们意识到，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和谈就根本无法进行；而既然已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因为“向边境派部队守卫，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不派不行。特别是中央确定进藏的边防部队由中央供给，不让地方负担，这样，更没有理由不同意。”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 进驻拉萨的官兵手持国旗从布达拉宫前通过。图源：团结网

4、和平解放以后，反对伪“人民会议”的斗争。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虽按《协议》的要求，接受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事实，但分裂主义分子极不情愿执行《协议》的具体事宜和支援驻藏部队的工作。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与策划下，拒绝“十七条协议”，千方百计想要困死饿跑入藏的人民解放军。1952年春，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势力制造了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想趁进藏部队初到拉萨，立足未稳，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

所谓“西藏人民会议”，是1950年底达赖喇嘛出走亚东期间，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唆使下，由阿乐群则等一些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和寺庙的中层僧人拼凑起来的反动组织。

1952年3月，正值藏传佛教“祈祷大法会”（即传昭）期间，各地僧众两万多人云集拉萨。“人民会议”借此机会发难，拉萨市区公开散发、张贴“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包括“(驻藏人民解放军)除依旧保持少量兵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退”，组织一些人示威游行，叫嚷“汉人的军队滚出去”。一批反动武装分子暗藏武器，分散布置于拉萨市各街口要道；一些僧人在市区寻衅滋事；数百名藏军趁夜暗包围了中央代表和阿沛的住宅，并向阿沛住宅开枪；藏军还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在药王山修筑工事。两司曹密令驻日喀则的藏军第六团（炮兵）急调拉萨。

面对骚乱，工委、军区一方面立即向中央汇报、请示，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身份3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噶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1952年3月8日上午和13日下午，张经武冒着生命危险，仅带翻译、保卫干事和警卫员各1人，进入藏军密布的布达拉宫，同达赖面谈，要求达赖尽快制止骚乱。向达赖严肃地揭露了两司曹破坏协议、策动骚乱的罪行，提出撤销两司曹职务的要求。

1952年4月，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主张解散伪“人民会议”和撤职两司曹职务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的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4月27日达赖下令撤销两司曹职务，5月1日噶厦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

此外，从我们的工作上，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西藏出现过“大发展”和“大收缩”。五十年代初期，中央认为实行民主改革虽然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西藏这一特殊地区，需要根据上层人士的觉悟程度和人民的觉醒程度来确定改革的日程表。为等待西藏上层的觉悟和下层的觉醒，中央强调西藏工作要慎重稳进，西藏民主改革近期内不能实行，要等待“适当”时机。

那么，什么是“适当”时机呢？平息“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之后数年，西藏局势相对稳定，为贯彻协议和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驻藏部队和干部的物质条件有了基本的保障，人民解放军终于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同时，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晋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层统战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这是不是改革的“适当”时机呢？对西藏当时的形势，中央的判断是冷静的。1955年3月11日，中央做出了对西藏各项问题的批示，进一步明确了对西藏改革问题的态度。中央认为，对于达赖、班禅同时进京，初步确定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停止藏钞、整编藏军、在达赖与班禅历史悬案上达成协议等，是一个进步，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只是进了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和阻碍是严重的”，“对于左派的进步性亦不可估计过高，从对祖国关系这一政治态度上来看，他们是左派，但从阶级实质来看是右派”，因此“现在对他们还不应该谈土改和社会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