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摊到舞台，从手艺到艺术：相声不再只是一个“玩意”

早期的相声，是真真正正的“下九流”。那时的相声艺人也要分三等，一等进宅门，二等进戏园妓院，三等撂地。就算进宅子唱堂会，那主角也是唱戏的，相声的作用就是插科打诨，和马戏团的小丑差不多。旧日北京天桥卖艺的相声演员，开场都要向周围的女性预警：“姑奶奶，您别听我们这玩意，我们不说人话。”甚至一些正规的大剧场，都会明令禁止说相声的入内。

相声起源于底层，自然有些“草根性”，说白了，就是以较为隐晦的方式骂街，很能满足当时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因此，“传统”相声段子里往往充斥着大量的脏活、黄腔、伦理梗。昨天有几个读者留言说，冯巩牛群的相声之所以当年走红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相声。真正的相声就是必须得说“我是你爸爸”。若以最古早的相声段子为“真相声”的标准，那么他们说的其实是对的。

然而，这种“真相声”是我们喜爱并希望流传百年的艺术吗？

自古以来，中国、或者说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都同时存在两种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和上层高雅文化。贵族高官曲水流觞、投壶赋诗、赏鉴古玩；普通民众逛庙会、看二人转、听相声、赌钱。两者并存几千年。两种文化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没必要苛责古人，谈不上高下之分。不过，时代已经进步，我们的确应该想想，如何以现代价值观为准绳，取传统文化之精华，摒弃其中糟粕。

大众文化当然要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意味着生活中不美好的一面也要照单全收。那些大量充斥着黄色笑话、恶毒挖苦的“平民艺术”，如“原生态”的二人转、“真正的”相声，能够反映真实的平民生活吗？底层文化只有恶俗化才能维持那一点“艺术”的生存空间。“源于生活”走到极致，是一条令人绝望的死胡同。

如果说是谁从底层的绝望中拯救了相声，那就是侯宝林、孙玉奎等相声改进小组的先生。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侯宝林把相声从地摊带上舞台。

侯宝林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开始提倡文明相声，也曾到过天津讲文明相声。奈何时代局限下的社会环境所致，百姓并不买账，效果不好，侯先生也就离开了。解放以后，侯先生再次提出相声改革的看法：“相声在新社会里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出路？不可否认，解放以前旧相声虽然也能满足当时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可是有些低级、庸俗、不健康的东西，糟粕很多，是需要改革的。”

1950年初，孙玉奎、侯宝林、常宝霆、全长保等相声名家在北京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小组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进行时事教育。帮助旧社会过来的相声演员提高文化水平，希望改造传统老相声，使相声也能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刘文亨与侯宝林

相声改进小组不仅致力于段子内容的改革，更是打破了极端保守、固步自封的传统相声“师承”关系。改进小组成立后，艺人的段子和表演技巧总结成为共有财产，统一整理、分配资源，促进交流，甚至公开出版。

相声界第一次举办授课形式的讲习班是在1950年，北京相声大会去天津演出，一些十几岁的小演员还不够成熟。因此，刘德志、谭伯如、王长友等名家共同教授相声。这次短期培训仅3个月，但培养出不少相声名家，如陈涌泉。 相声段子突破“家传”的限制，甚至跨越了行业，从文化界取得助力。50年代，老舍用自身的影响力，常在《人民日报》撰文支持相声，如《多编好相声》、《介绍相声改进小组》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