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真走程序 却不问结果

印度思维中，还有一个与中国思维的重大不同，那就是程序意识强，但却不以结果为导向。重视程序的好处是，关注参与，关注利益平衡，不容易决策草率和犯拍脑袋的错误。但是，过度注重程序，往往不仅仅降低效率，还容易迷失目标，降低问题解决能力。

大学有很多程序机制，对个体权利保障是有好处的。比如大学设立纪律处分委员会，里面要包括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师三方的代表。大学要想处分一个学生，即使按中国标准证据确凿，也是要走一个程序，给学生辩护的机会。为处分一个学生，往往要开一天的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再考虑上面介绍的浓浓权利意识，校方想处分一个学生绝非易事。当然，这将保证不会有学生被随意处分。从这些机制的运转上，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印度有那么多的司法积压案件了。

印度的日常行政管理中，为解决特定问题，会成立各种委员会和调查组，还要经过各种程序的讨论。总之，想作出某个决定，需要复杂的程序决定。这让各利益群体的关切可以被讨论，但也让日程的行政运行变得低效。这种低效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不是取决于所涉利益群体的利益大小。

大约五年前，曾经有一个哈佛的学生给印度的大学写信，探索跟哈佛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中有个公立大学在一年后才给他回信，只有我们这个私立大学在一天内给他回信，让他激动万分。即便今天，如果有在印度申请银行卡的经历，也会发现，申请时需要签字的申请表厚厚的一摞，而等待的时间更难以想象，竟然很难在一个月内期待拿到卡。

这种过度注重程序，也已经深深得影响印度人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思路。在正常的工作流程中，你把一项工作交给了另一个人，他也答应了，你应该可以假设，这个人会在既定的时间，给你交回结果。但在印度文化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在此分享一则我最近的经历。

A生是我所在的印中研究中心的志愿者，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印度学生。因为我帮她写推荐信，她主动问我，什么志愿者的活儿她可以做。我便请她帮我把某次会议上一次重要演讲转化成文字。我周一给她写信，希望她周日晚上交给我，她答应了。然后，我给负责视频保管的老师写信，解释需要A生将哪次演讲转化成文字，把A生放在抄送名单里，让A生跟其对接。等到了周日晚上，我查了好几遍邮箱，但没收到邮件。转过来的周一，我在路上碰到她，她跟我说，她给那个负责视频老师写了信，但那个老师一直没回信，所以，她还没拿到视频。我当时就问她，“老师没给你回信，你不能去办公室找他？”她答应了。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文字版。再问她，她说去了，但是，老师给她拷的都是照片。我再问她，“照片怎么能转录文字，你得去拷视频啊。”又到了周末，还是没等到。我们在教学楼前的某条路上相遇了，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着急得说，“老师我不骗你，真得，我试了各种办法，他拷给我的东西打不开。我能去你办公室吗？”极度绝望的我，想到教书育人的身份，还是压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答应她去我办公室。我也打不开视频，但音频是可以的，能听到清晰的声音，我帮她挑出了演讲者的所有部分，并标注好，然后等她的文字。那一周日，她终于发给了我。也就是一个月后，我终于得到了文字版。

B生是来自中国的交换生，也是中心的志愿者，我让她负责印中午间讲坛微信版的编辑制作，并希望微信在讲座后48小时内编出来，并且配有照片。对她而言，也需要去跟音像摄像的老师打交道，主要是拷照片。第一次，她告诉我，讲座后，她就跟着音像老师去要了，老师回头说发她，但没及时发给她。考虑到她短期交流，对这儿的工作机制不熟悉，我告诉她，要拿着USB去拷才行，那些摄像老师都忙，不会想着主动发的。此后，就讲座的微信，我会定期收到她制作完毕的临时链接，只需要对文字内容进行完善，而不再需要像保姆一样陷入每一步的琐碎程序性事务。不论她自己时间如何紧张，她知道，她需要对讲座微信出台的结果负责，即使有时候得弄到深夜，她也要把工作完成。

A生跟前面说的那些千奇百怪理由的印度学生不一样，其实，她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你会发现，与中国的B学生不一样，她的思维是放在过程中，而不是结果导向。如果她的思维是结果导向，她就不会停留在某个程序性小障碍中，而是考虑如何去克服这个障碍，继续往后一步走，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一个印度老师处于我的位置会怎么回应她，基于我对他们的观察，应对这个学生的方案可能有两种：一是放弃追求结果，直到今天，这个文字版也没出来；或者，他或她会给学校写信，抱怨音像老师回复不及时或者抱怨志愿者学生工作不勤勉。这两种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不会鼓励印度学生对结果负责。

过渡陷入程序性思维，既复杂了程序，有时还迷失了方向。在印度国家层面的治理中，也有这个问题。如印度针对其他落后（Other Backward Class）特留权制度，已经成立好几个委员会，发布了不少调查报告，印度最高院也不停介入程序设计，硬是把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变得复杂、长久，成为今天撕裂印度的尴尬制度，具体见我发表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上发表的“从种姓特留权之争看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一文。

引导学生们在课堂上就其关切的身边问题进行讨论

这种程序性思维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就体现在，当你把活儿描述清楚，并转达给某个印度同事时，实际上活儿没交出去，他们不把自己当作对结果负责的人。虽然他也会跟你说，“没问题”，“我会做”，但若你不介入过程，你会听到二十次承诺，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再加上印度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发现，哪怕保障一门课的运转也得投入很多精力。

刚开始，我也是挺苦闷的，在各种教训中摸索出了一点小技巧。如果一件事我认为必须要做成，那我就需要不停的介入过程，既写信，也打电话，甚至到同事办公室拜访，就是要督促他们做，直到我看到结果。如果一件事是学校负责人交代的，我只是其中的一环，也没能力整合其他人的角色，我会把我这部分按时做好，把跟其他人的对接部分用邮件沟通，保留记录，遇到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也好应对。如果一件事我认为时间很关键，一定得为deadline设定后果。比如迟到20分钟没有考勤，晚交一小时扣一分。有些时候，可能更复杂，比如调课需要征求学生们的意见，需要他们在特定时间内回复。如果没有经过他们回复，随便调课，学生们会不上课还问你要考勤，理由是调课没经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不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你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我就需要预先在课堂征求一下意见，然后根据反馈提出三个或四个选择，并且在邮件明确写明，如果在特定时间内不回复，就默认第一选择，从而得以将调课时间固定下来，学生们事后也没有好说的。虽然是管理一门小小的课，我感觉得把10年律师经验和7年NGO管理经验都用上，全力以赴，才保持我认为相对正常的运转状态，这是中国任课老师在教授中国学生时不需要花费的精力。当然，这些经验的摸索，也许可以用到其他中资的管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