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香港人真的要反省。有些年轻人以为按自己的想法去改变社会，香港就会好。孰不知所谓的‘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计划，就可能会越变越差。”

这是3月9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务委员会成员范徐丽泰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的一番苦口婆心，然而就在前一天下午，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旺角暴乱参与者黄台仰、梁天琦被拍到与两名疑似美国领事馆职员密会，交谈接近两小时，并最终得到当事人的承认。

谈起梁天琦，观察者网的读者应该不陌生了，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香港政情研究员乐语曾在《旺角暴徒如何摇身变成民主战士？》一文中提及，这位参与旺角骚乱并被检控“暴乱罪”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虽然在新界补选中落选，但以他为代表的泛本土派阵营内的勇武分子已经获得相当数量选民的认可。

然而出生在内地、母亲是武汉人的梁天琦，究竟能否成为反对阵营在“本土利益”的代言人，推广“本土意识”？“本土派”内部正围绕有关问题激烈辩论，随之产生了有关“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的问题，由于事件在反对阵营率先提出，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和分析。

梁天琦被视作香港本土派的代言人

对于“香港革新论”倡导者方志恒日前所称的“本土不必排外”，笔者认为有必要更正，香港的“本土”确实没在排外（国），只是在排内（地）。笔者提出的问题是，反对阵营建构的“香港人”身份究竟是否存在？

“本民前”发言人梁天琦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说，在几年的港大利玛窦宿舍（Ricci Hall）生活中，自己像一个“皇帝”：“那时候我叫人做什么，别人都要做，没人反驳我，好像皇帝一样。”作为宿生会主席，梁天琦“带领”宿舍120多名男生夺胜，教他们“如何训练，怎样做人”，也狠狠教训犯错的学生。

当梁天琦将上述模式套在街头抗争时，问题就出现了，即使120多名利玛窦宿生的共同利益一致，可社运参与者的目标和方向是否一致？这直接影响街头抗争取得的成果。多年来参与“七一”游行的团体，诉求都不尽相同，有的争取“全民退保”，有的争取“取消强基金对冲机制”，有的争取“真普选”，不一而足。

直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支持者的诉求看起来相对一致，皆与争取“真普选”、“撤回全国人大8.31决定”有关，但政治表态的意味多于直接认同某个身份，因此到了后期，占领者内部出现分歧，喊出“双学（学民思潮和学联）不代表我”，并爆发“拆大台”（大台由双学搭建，他们挑选不同人士上去发言，后期引起占领者不满，要求大会拆除）等，但占领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一扇窗，让年轻人经历了79天另类的集体生活，激发他们开始思考与人群的关系。这一点从多个“伞后团体”在2014年末和2015年陆续冒起可知。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占领运动参与者、支持者通过组成新的团体时，打破了原有的政治联系和政治格局，并建立了某种共同的身份，比如，反对阵营及其支持者痛定思痛，努力建构的“本土身份”。可以说，他们的部署和策略是实在而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