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由于以“打手板”为代表的体罚行为在传统私塾教育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现代的“私塾先生”们也有不少倾向于用类似的方式树立威信，这种并无相应规章管束的“全日制”私塾中很容易出现体罚学生乃至随意滥用体罚的情况，从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可以说，在这种“全日制”的私塾中，其“不正规”的随意属性很容易造成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学习内容参差不齐，教学方式简单粗暴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更不用说许多此类“私塾”同样存在乱收费的情况。

如果这样的“全日制私塾”，为了存活下去，加强了各门学科，并消除了自身的随意性，得到了教育部门的认可，那也就成了“民办学校”。总之，“全日制私塾”，在当今中国，是不允许也不应该存在的。

那么，“兴趣班”式的私塾是否就没有缺点了呢？的确，其由于“课余补充”的定位，并不影响学生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因此也就得以减轻乃至规避上文中的众多不良影响。

但许多此类“私塾”依然存在随意性高、报价偏高的问题，2013年就有所谓4天花费近5000元的“速成国学兴趣班”的新闻出现，一则2010年发布的“青少年国学兴趣班”招生帖子也为7天的课程开出了每人2380元的报价。

如果说上文中参与“天价国学培训班”的高端人士们，还可能并不在乎花自己的钱去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高端人士见面会”，那么对国学兴趣班和国学本身显然有着更高期望的家长们为这种面向青少年的，由于其时间限制明显不可能教授太多内容的“速成私塾兴趣班”掏钱是否值当，可能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应该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私塾”教育经历？

有些文章喜欢举出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童年进行私塾教育的经历来说明私塾并不会“把人教傻”。虽然“傻”的定义过于宽泛，私塾教育也确实为一些伟人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但这种说法的漏洞显而易见。

抛开确实受过扎实传统文化教育的前清塾师和现在某些半路出家的“私塾大师”的水平差距不谈，许多伟人童年接受的“私塾教育”根本就是聊胜于无的。如邓小平1909年进入私塾，次年就到了西式的协兴乡高级初小念书，私塾经历至多一年。周恩来曾经就读的“银岗书院”在当时则已经是包含西式学堂课程的近代化私塾。同样，与毛泽东所接受的数年新式高等小学和此后的师范学校经历相比，其私塾经历只发挥了部分早期教育作用，与今日某些不让孩子去正规学校学习而以“私塾”代替全部小学乃至初中课程的私塾拥护者的立场显然大不一样。

私塾教育对具体人物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在某种意义上，伟人们之所以没有被私塾“教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塾教育在他们的受教育经历中并不占主要部分。

铁岭市银岗书院旧址。少年周恩来到此处读书时，书院已经被改造为附设两级新式小学，有在校学生二百余人的，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并存的“银岗学堂”

总而言之，“私塾教育”既非百无一用，也非包治百病。作为正规教育补充的“兴趣班型”“私塾”如能规范合法地办学，并做到合理收费，实际上对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完全的，只包含传统授课内容的“全日制”“私塾”纯属违法，毫不可取。

不过无论如何，那些靠“国学”招牌敛财巨万的“私塾”还是趁早歇业为好，毕竟就连“至圣先师”孔子，也只敢收“束脩”（十条肉干）当“学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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