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苗头其实从《甄嬛传》就开始了。甄嬛一路斗倒无数后妃，甚至以打落自己的胎儿为代价构陷皇后，最后终于能站在后宫之位的顶端。然而代价是她永远失去了温实初和果郡王两个爱她的人，而在曲意逢迎与斗争消耗中，陪伴自己并不爱的皇帝虚度了一生。剧终的甄嬛，取得了胜利，却没有赢得幸福，这是编剧流潋紫对于斗争的反思。甄嬛的争斗，是宫内的环境决定的不得已。

然而，这种反思，到了《琅琊榜》中就已经被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梅长苏以谋士身份“出道”，假意辅佐誉王，实际上辅佐的是靖王。他为了扳倒宁国侯谢玉，甚至事前没有告诉自己的表妹谢绮，以至于她受惊难产而死。

当然，一切权谋算计，都以“为赤焰军正名翻案”的正义目的为前提而进行，编剧海宴也安排梅长苏最后战死沙场，来洗去谋士生涯留下的曲折痕迹；但毕竟，梅长苏还是藉由阴谋诡计，完成了自己的复仇大业。

而在此过程中，海宴对于权谋斗争流露出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强调术不能胜道，表现为试图以斗争稳固统治的老皇最后人心尽失，败给了以德服人的靖王；另一方面却又将权谋作为整部作品的核心卖点，不遗余力地呈现每一个精心算计的细节。通过权谋取得胜利的梅长苏，与未能通过权谋巩固统治的老皇，倒是一对有趣的对照组。

众叛亲离的梁帝

前期以谋士身份搅弄风云的梅长苏

最后选择以林殊身份在战场上死去的梅长苏。梅与梁帝同为使用阴谋，结局却全然不同

而到了《军师联盟》与《虎啸龙吟》，这一传统又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曹丕司马懿都有匡正天下的大志，于是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搞起阴谋诡计；司马懿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就可以“极富牺牲精神”地穿起女装，以近似羞辱的手段击败中国人的精神偶像诸葛亮。

这是权谋戏的危险之处：当一个正确的目的被设立，很多人就会选择容忍在实践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梅长苏的搅弄风云可以被解读为“忍辱负重”，司马懿的老谋深算也可以用“心怀天下”来进行正义的背书。那么，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陈世峰是否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杀害江歌——虽然他错误地杀害了江歌，但却是出于对刘鑫的爱与占有这一人之常情呀！

用正义的目的为错误的手段作背书，是迷惑性很强的洗白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手段都会失去社会道德的制约，斗争完全沦为实力之间的较量。而这里的实力，又往往体现为权术与阴谋。这种隐蔽的“权谋达尔文主义”，其实是对道德秩序的根本挑战，只不过毕竟还不敢撕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只好托“正义的目的”打一个掩护罢了。

“女装大佬司马懿”这一情节，正是“权谋达尔文主义”的狐狸尾巴。它标志着编剧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千古忠臣楷模诸葛亮在这个体系里得到的评价，未必能高于臭名昭著的奸臣司马懿，因为他忠于汉室却未能战胜司马懿；司马懿的“女装背出师表气死对手”也并非龌龊行径，因为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减少生灵涂炭，这一切就都可以被理解，反倒是宋襄公的“不击半渡”成了百年笑柄。

再往前推一步，甚至于司马懿的奸臣篡位也未必要在道德上被给予批判，因为他也有过心怀天下的年少时光，而恰巧他所辅佐的君主可能又未必如此高尚。衡量两个人的标准完全由传统道义转化为权谋实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道德评价体系几乎归于无效，只要是胜者，就有书写历史的权利，反正正义的事情不常有，正义的借口倒多得是。

这是危害最大，实际上也似是而非的认识。固然自古成王败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也别忘记从“伐无道，诛暴秦”到“诛晁错，清君侧”到“靖难之役”再到“七大恨”，历来颠覆政权者都需要一个正义的口号，但这口号的最大意义不是为造反活动洗白，而是为了表明本朝的兴起是因为另一个朝代的暴虐无道，本质上是为了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转移。

实际上，这合法性的认证标准并非权谋斗争实力，而首先是原有王朝的统治是否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与爱戴。如果所有人都愿为巩固现有政权而奋斗，则造反者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每一个拥有所谓“天命”“法统”的胜利者，其正义的旗帜要通过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得以飞扬。而这道理，只会通过“战胜诸葛亮”来洗白司马懿的编剧并不懂。价值判断自有它的公道，不以权谋斗争的胜利为转移。

而今“女装大佬司马懿”的舆论坍塌，也正是“公道自在人心”的注脚：观众看得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鞠躬尽瘁，谁篡位夺权。想以权谋实力来搞“达尔文主义”，还是先过了人心向背这一关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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