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派”的神话

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习惯使用某些概念和词语，却根本就没想过其背后的真实含义，或压根儿是否有意义。

把政治观点和政治组织分成“左中右”，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这个传播甚广的“分法”的确比较形象易懂，似乎政治观点真的如同一个空间里的坐席那样，实实在在地排列在人们眼前。

从历史沿革角度看，“左派”和“右派”之分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它的确与坐席有关。但是，如果在政治讨论中也将观点如此简单地划分，则会导致对政治世界观以及何谓“温和”何谓“极端”的严重误判。

这次图林根州长选举中，自民党的凯默里希在第三轮投票中作为“黑马”参选，其理由就是如此的“冠冕堂皇”：如果候选人只有极左和极右两种可能，那么他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居中保守派”的选项。

凯默里希“毛遂自荐”时引用的是这种“左中右”之说；他在“选项党”帮助下当选为州长后，四处飘来的贺词中，也常能看到“民主中间派的候选人赢了”这样的表述；后来在收拾“破戒”造成的一片狼藉时，这些政党继续自诩为“居中者”。

再看基民盟的广告牌或中央党部记者招待会台上的标语，也都是“中间“（die Mitte）、“德国强大的中间派”（Deutschlands starke Mitte）这类口号。

图片来源：CDU、FDP

但是，保守阵营所信奉的“马蹄铁”之说有两个重大的“混淆”和“误导”：1）似乎“左翼”就是“极左”，“右翼”即为“极右”。2）“居中”就是“好”的，两端即为“坏”的。3）“居中”代表“多数”，“边缘”代表“少数”。

其实，这些政党反复絮叨“中间”，无非是想强调自己拥有多数。问题是，自诩“居中”不等于真的拥有多数。

具体到图林根州，如果用“选票”，而非“自诩”或“口号”来界定什么算“中间”力量的话，“左翼党”和“选项党”才是真正的“中间派”，而保守阵营才是靠边站的，譬如，埃默里希的自民党在州议会中只拥有5%的议席，属于最小的政党。

再譬如，从历史渊源上说，“人生而平等自由”、“不能因为出身和性别不同而受到歧视或优待”等诉求源于左派，那么，我们如何定位“中间”点？难道为了表示自己“居中”而反对“人生而平等自由”？

自由派，还有“阴谋论”理论的支持者，都喜欢标榜自己“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左右两派都有过走向极权和独裁的历史“污点”。

问题是，他们忘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并不如左派那样，将“消除社会不公”视为己任，而社会不公也是造成社会思潮极端化的根源之一；历史上发生的后果严重的大萧条，与自由派对资本的过度放任不无关系，1929年的“大萧条”不正是希特勒崛起的土壤之一么？

在法国“五月风暴”中被学生誉为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的“三M”之一的德裔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早在希特勒刚上台的1934年就指出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联。

因此，我们在谈论“居中”概念时，最好有具体的界定，而不能笼统而言。

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中，真正的“居中者”应该是拥护和尊重宪法的“民主派”，而界定谁是“民主派”的唯一标准是遵循民主规则和理念，而非其观点的左右之分。

如果用意识形态标准来界定，会模糊很多社会现象，因为具有“反民主”思想的人其实哪个社会阶层都存在，并不以你的收入高低、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等因素为转移。

甚至在每个政党内，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基民盟里就有不少党员加入了相当右倾的“价值联盟”（WertUnion）；绿党里原先也有“马列派”；“左翼党”里一直存在“共产主义”思潮；同理，极右的“霍克支派”（der Flügel）活跃在“选项党”里应该不奇怪。

因此，在民主体制内，只要没有受到宪法的禁止，彼此都不应该排除合作的可能，更不能相互刻意排斥和拒绝。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蹄铁”理论本身就带着不少的反民主“基因”。

结语

如何评价一个政党，应该以宪法为唯一准绳。政党是否违宪，应该通过法院来裁决，而不是由政党来相互评定，不然，“公理”很容易被“党利”冲淡，甚至取代。

有人会说，警惕左右极端势力是历史中得出的教训，希特勒这个“极权魔鬼”当年就是在民主体制中胚胎而成的。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也符合“政治正确”，但稍微了解第三帝国历史便可知道，纳粹的崛起有两个“因果”关联：

1.没有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也就不会有《凡尔赛和约》这个被德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国际文件；如果没有这个和约，也就不会产生后来各种政治势力改变国运和“雪耻”的种种尝试；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当时左右两派的极端势力（德共和纳粹）就不会不断壮大，并最后控制德国政坛。

2.如果没有1929年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经济也不会遭受重创；如果德国经济没有受到重创，德国的失业率也就不会如此居高不下；如果失业率没有那么严重，民众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各种政治蛊惑带偏；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蛊惑，人们对强人的吸引就不会那么大；如果人们对强人的吸引不那么大，希特勒也不会上台。

由此可见，极端势力的崛起，更与内外环境的“压力”以及“动荡”有关。

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彼此“尊重”和“善待”，而是一味排斥和排挤，就容易导致动荡和极端。

“民主体制”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如果将其迷信成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会带来“止步不前”的结果，甚至也会生出“极权”种子来。

仔细观察现阶段的“民主体制”，我们不难发现，精英阶层已经渐渐失去了“引领” 的作用，更多是跟在所谓“民意”的后面跑，立场易变，缺乏远见。

结果，选民对民主政党和民主体制的失望日趋严重，极端势力随之壮大，如果此时有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极端主义强人出现，那么，真正的危险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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