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之年2019，但与阿比南丹没什么关系

2019年2月的短促空战中，巴基斯坦空军以“牛刀杀鸡”的方式，干净利索地解决了阿比南丹那架携带俄制R-77中距弹的米格-21，让巴空军收获信心的同时，也认为自身超视距空战体系已小有所成。客观上说，巴空军主攻机队与佯攻机队的配合，在此次战斗中有模有样，而且在这次空战后，他们还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学习机会。

因土耳其政变等原因中断3年后，“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于2019年6月恢复，巴空军第28中队派出5架“枭龙”战机参演，这也是“枭龙”首次参加该项演习。通过实际参与美国等北约国家主导的此次演习，巴空军对于北约式“战斗责任区”（FAOR）划分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标准的4机“战斗责任区”，是一个长150千米、宽75千米的空域，其实际长度受战机武器雷达性能、体系掌控的战斗距离和防御纵深等因素影响；宽度则受编队距离、雷达扫描宽度，以及应对“敌”侧方夹击所需纵深等要素影响。

一个标准的4机FAOR示意，在这个空域内，蓝方面对红方沿着边界展开的主佯配合攻势，有着充足的应对空间

此次演习后，巴空军结合“枭龙”的性能等自身特点，对FAOR进行了适应需求的修订。首个推广新版FAOR的中队就是两个月之后参加“雄鹰-8”联训的第14中队。而它们即将在演训中，与中方歼-10C、歼-11B等混编兵力共同面对的“红军”核心，则是在刚刚整建制换装歼-16的同时，全面推广新大纲超视距训练的“雾都雄鹰”。

此次联训开始后，双方发现，尽管“安纳托利亚之鹰”演习的确让巴空军在超视距空战理念上进步明显，但由于美国在多国演习中严控自身电子战能力的秘密，便以“防止飞行员过度依赖电抗手段”为由，限制使用大多数电子对抗设备，导致巴空军在制定FAOR时对于电子战的影响只能“毛估”。

而在“雄鹰-8”当中，无论是以“雾都雄鹰”为主的“红方”航空兵还是中巴混编的“蓝方”航空兵，均可放开使用电子对抗，这使得巴方即使预估“红方”武器性能已相当于“安纳托利亚之鹰”中，升级APG-82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美军F-15E，其FAOR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了。

现在很清楚，即使不考虑电子战能力，歼-16传感器和武器的性能也并非F-15E所能模拟的

在5月10日的“铜墙铁壁”行动中，第14中队的“枭龙”挂载CM-400AKG出击，打击印军防空导弹系统

面对“无电战、不升空”、以强电磁干扰掩护的“红方”，以攻击时机优化到极致的霹雳-15发起的攻击，“蓝方”在对抗初期损失很大，对于“红方”主力机型性能缺乏了解的巴空军“枭龙”尤甚，甚至没有形成一次有效攻击——也就是常说的“被剃光头”。在“蓝方”的讲评环节，巴军甚至一度误解为我军不愿思考应对方法，认为“再先进的战机也会有弱点”，不至于到完全无法依托FAOR建立防御的地步。

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想空口白牙地向巴空军讲解短短三年间超视距空战理念上的“你进一尺、我长一丈”，并非易事；有些道理，只有大家都重新戴上飞行头盔之后才能明白。

在后续对抗中，“蓝方”重新明确了分工：面对“红方”电磁压制时，“枭龙”不急于冲破干扰区，而是由性能更先进的歼-10C结合传感器等多种手段，预判“红方”导弹发射时机，吸引其占位开火后展开防御，由此充分捕捉“红方”发起攻击时其干扰区露出的微小破绽，终于让“枭龙”实现了对“红方”的若干次有效攻击。

按照“锻炼新人，学习研究”的核心目的，巴军在联训中尽可能实现每次对抗都从我军身上多学一点东西

正所谓“事教人一遍就会”，尽管在比分上并没有挽回败局，但“米秒环”的胜败，从不是组织“雄鹰”系列的目的。从全局高度上说，由“红方”中远比其他机型先进的歼-10C牺牲自己，为“枭龙”换取开火机会，对于巴空军来说已经颇为震撼；具体到对抗细节，要想把握强敌对手露出的破绽，不仅需要飞行员个人对于超视距对抗新理念的理解掌握，装备性能只是补齐“短板”也是不够的，必须拥有足以超越对手、超越自我的“长板”。

因此，“雄鹰-8”和一年之后在巴基斯坦上演的“雄鹰-9”，彻底坚定了巴基斯坦采购歼-10CE与霹雳-15E的决心：在如此全新的空战理念下打造的先进空战体系，焉有不胜之理？而在体系建设上，“雄鹰”系列让中巴双方都收获了一个真理：越大型、越复杂的任务，其战术选择和作战规划，越需要简单化、精确化。这种“化繁为简”，要求预警机信息处理方式实现扁平化、空中任务指令实现简洁化——比空警-500研制时提出“数字化预警机”的概念，又上一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让诞生于我军对超视距空战尚且懵懂时的ZDK-03提前退场的，也许正是版本飞速迭代的中巴联训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