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问题

我们当时就在想，法院真的会被这些复杂的操作所迷惑吗？我们后来请教了一个灵活用工平台的工作人员，他给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也就是说模式越复杂，法院越有可能偏离认定劳动关系的客观标准，转而根据场景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

什么叫做场景的严重程度？简单地说——钱的问题小于命的问题。如果骑手是因为工资、加班费，或者违法解雇之后寻求经济赔偿金的问题去起诉，法院更有可能不认定骑手和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但如果是受了工伤甚至是死亡，这种情况下法院更有可能去找到一家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灵活用工平台工作人员的这番话，其实得到了我们司法数据统计的完美验证。

蓝色是在工伤场景下，骑手的劳动关系得到认定的比例，黄色是在工作报酬或社保这些钱的问题上，骑手的劳动关系得到认定的比例。

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数据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网络状外包，也就是邵新银所面临的这种情况下，工伤场景下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明显比在工资报酬场景下认定的比例要高。

到了最后个体工商户的情况下，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区别待遇就更加显著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地法院对于认定骑手劳动关系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因为现在最高法院还没有出台明确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所以各个地方法院对于平台用工的认识、态度和立场，是千差万别的。

有些法院觉得我应该支持平台经济，或者误认为所有平台用工都是灵活用工，所以更倾向于不认定骑手的劳动关系。但有些法院觉得我已经看透一切了，我就是要穿透表面上的法律安排去保护劳动者，认定劳动关系，让他们享受劳动法的一切权利保障。

我们根据各个法院之间认定骑手劳动关系的比例，做了一个地图上的分布图。

可以看到差距是非常大的，底部的这十个省份，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包括北京在内。而最低的像天津，已经低到百分之二十几了。

这也意味着在选择法院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注定这个骑手最后的命运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就算赢了判决又能怎么样？我们从1900多份判决里面提取出了1000多家配送商，这些配送商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最多的是在江苏省，有100多家配送商。

这也就意味着会出现邵新银这样的案子，邵新银是在北京送外卖的，最后却不得不跑到重庆——一个他人生地不熟甚至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打官司。邵新银怎么可能会去重庆打官司呢？

这个案子很特殊，因为我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协调了成都的律师专程跑到重庆去帮他打官司，而邵新银自己是没有去的。

但是全国有多少的骑手能够支付这个成本和负担，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官司呢？可以想见绝大部分骑手都会在中途放弃维权。

而且很多配送商都是一些小公司，上游面临着外卖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压榨它们的利润空间，下游又有这么多骑手带来的巨大的用工成本和风险，所以配送商们最后就演变成了从中抽佣的二道贩子。

这些配送商的注册资本基本上都是比较低的，实缴资本就更少了。而且在我们统计的904家配送商中，有61.17%的配送商没有进行资本实缴。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起诉配送商，它还有可能是已经注销了的。

这也给骑手维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在骑手权益受到侵害时，许多配送商根本无力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

灵活用工真的灵活吗？

平台一般是怎么在新闻媒体上去描述自己的呢？通常情况下它们会说，通过灵活用工这样一种创新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来帮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可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灵活用工真的都很灵活吗？

这是我们做司法判决分析画出来的一个表格，每一行都是一个司法判决。

我们把判决里显示的专送骑手所受到的劳动管理事实拆解成了不同颜色的色块，比如有些色块是入职管理，有些是发工资，有些是系统派单，有些是缴个税。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在平台用工模式的早期，这些色块是集中在外卖平台身上的。但是一步一步地，就开始分散到配送商身上，另外一个配送商身上，然后又分散到其他公司，甚至是灵活用工平台身上。

对于专送骑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劳动状态从来没有改变，依然受到严格的劳动管理，但是却找不到用人单位了。

这就是我们通过邵新银一个个案出发，花了三个月没日没夜地去做研究，最后复原出来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演进的全过程。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想告诉大家，法律是用来保护劳动者的，而不是用来“甩锅”的。法律本应是弱者最有力的保护网，而非反过来成为强者明目张胆转嫁风险的精巧门道。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们才有底气把这句话打在公屏上：“法律总是最后出场的，也必将拨云见日”。

邵新银现在怎么样了？

大家肯定很好奇，邵新银现在怎么样了呢？请我的同事陈欣怡来做一个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