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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关键字: 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民族识别汉族4. 在“文化特点”与“民族意愿”之间
斯大林民族四要素说的最后一项,即“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通常被中国民族学家简述为“民族自我意识”。在应用这一标准时,还是视情形,或强调斯大林完整表述中的前半段“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来做客观角度的判定;或者强调后半段“共同心理素质”来发掘主观的“民族意识”;更多场合则扮演判定两者是否一致的裁判者。
在 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调查者曾经十分重视族群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外观和礼仪、习俗等传统。但所谓“传统民族服饰”,往往是在汉人研究者和官方的鼓励甚至设计下,加诸特定族群的。至于礼仪、习俗和宗教信仰,究竟如何影响同一族群共同心理素质特征的形成,同样缺乏量化或客观的判断标准。
这方面争议不多的例子是广东的“疍民”。从历史渊源上来看,“疍”当属长江中游的非汉人群体,近古文献记载较多的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人口推估超过 200 万。但现代疍民分别使用各地的汉语方言,族群意识相对淡薄,因而被认定不必识别为“少数民族”,而直接归属到“汉族”之中。
不过,据以判断“畲”是既不同于客家人,又不同于傜、苗等族群的独特“民族”的理由,不见得比“疍民”的例子充分。畲学专家施联朱主张,从历史的角度看,“畲”与“傜”同源,在现实中与“傜”的居地分隔,关系疏远,语言多已不通,应单独识别为畲族,但观察“苗族”的例子,则发现民族识别工作者又采用了另一套理由。
分布在鄂、湘、粤、桂、川、黔、滇 7 个省区 200 多个县分内,甚至还跨境居住于中南半岛的越南、寮、泰等国境内,居住地点分隔为千余处的“苗”,各地的语言、习俗也有极大差异;还有“仡佬族”,“仡佬”人分布于贵州境内好几个并不相邻的区域,互相间长期失联; 前文提到的“尔苏”人,与“藏族”的差异更是多方面的。而在桂、川、黔、滇等地,被分别认定为傜、彝、僮、阿昌、怒、藏等群体的诸多“支系”之间的差异情形,也不见得小于“畲”与“傜”之例。
国民政府将散居在中国各省的汉语穆斯林视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或“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此一主张,事实上得到汉语穆斯林宗教界、知识界和政治菁英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则指责国民党的政策是剥夺“回族”作为少数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
官方和民族学家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同时主张,判断“民族成分”的最终原则,是必须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民族意愿,则包含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两个部分。但中国共产党同时强调,民族意愿应当与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一致。在此,所谓科学依据,包括可靠的历史记载、语言和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认为,一些族群共同体成员事实上缺乏对本族群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的了解,没有能力正确表达民族意愿,应透过待识别民族的知识分子对其成员展开倡导,才能使民族意愿符合民族特征的客观依据,或者说,找到“符合民族特征的民族意愿”。
在现实中,以广西和云南的民族识别为例,很多被认定为同一民族下不同支系的群体,往往具有某种自我身分认定,他们不愿承认官方的识别结果。在甘肃、青海被识别出的“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的自我意识,都是“回民”;“土族”则自称“蒙古”。达斡尔人在语言上与蒙古人相近,但与满人的交往较为密切;达斡尔菁英又自认为是蒙古人的一支。官方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则是,民族意愿与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并不一致。61954 年,民族识别调查组依据语言学调查的结论,将分别聚居在云南大盈江流域的盈江、莲山和梁河三地,同样自称“阿昌”的三个群体一同归入“阿昌族”,引发三个群体的同声质疑。
在他们看来,来自都市的学者以三地的语言相似为由,认定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却忽略现实中,三地的语言无法沟通,习俗、衣着不同,而且从不通婚的事实。他们进一步争辩说,盈江“阿昌”的语言与载瓦语和景颇语相互沟通的程度,远超过梁河“阿昌”;而莲山“阿昌”的语言、风俗、衣着等都与景颇人相同,还选出了景颇族人大代表。
专家则认定,三组阿昌对自身身分的坚持源自他们的“误解”,产生“误解”的原因是他们分别受到汉、傣、景颇文化的影响,遗失了共同祖先的线索。为此必须进行“政治说服工作”。结果,三个“阿昌”群体的异议都遭到驳回。在这个例子中,工作组并没有真正说服三个“阿昌”群体接受共享同一个身分的方案。但三个“阿昌”最后都向工作组的提示妥协,只能显示长久以来少数族群在政府权威下的弱势地位。
显然,官方握有最终的命名权。1954 年民族识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官方进一步体认到命名事宜所体现的国家权力,乃接受民族学者方国瑜的建议,以国家法令统一了各“民族”与“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并严格规定其应拼写方式和发音,不得任意更改。
▍结论:另一项身分的意义
20 世纪是亚洲再发现的时代。20 世纪初,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发现了“客家”,盛世才从斯大林处学到了民族分类法的皮毛,斯大林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中国共产党,则领会到“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精髓。
民族识别计划是一项由国家所推动的,以政治目标为服务对象的学术工程。它的技术目标是对中国境内具有显着文化差异的族群做出精确的统计,但结果是为人群贴上学术与政治因素结合之下的标签。
与国家主导的其他种类、形式的人口统计类似,1950-1970 年代的民族识别计划,也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其目标绝不止于客观反映非汉人社会的原初状况。事实上“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一样,是人民共和国政治干预并重塑地方社会的一个环节。
- 原标题: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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