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我国的“吹哨人”制度

相对美国成熟的“吹哨人”制度，我国制度上的保护明显缺乏，虽有一些政府事后奖励，但不过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供应链体系后，产业链上的各道工序被分割，而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往往深藏在某个环节之中。外部监管往往也越来越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形成监管上的盲区。

“问题电缆”、“过期面粉”甚至更早之前的“福喜事件”都是这种盲点的具体体现，而这些问题的暴露，无不依赖于内部人士的举报。

轰动一时的福喜事件

是啊，又有谁会比企业内部职工更熟悉自身企业的问题？如果问题企业内部员工，都愿意作为“吹哨人”愿意站出来，毫无疑问将大幅减低监管成本，从内部实现对问题企业的瓦解。

而用制度保护、经济手段激励，显然比用“良知”、“勇气”等道德上的鼓励来得有效。只有更多的“吹哨人”受到保护、得到重奖，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无所遁形，企业经营者才能不再心存侥幸。而这种方式比起政府动用公帑来进行监管，成本无疑也要低得多。

我国的类似尝试并非没有先例，特别是在食品安全行业：2016年2月，新实施的《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就建立了隐名举报奖励制度，把最高奖励金额从20万元提高至30万元，鼓励市民踊跃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同年8月，《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的同样鼓励行业内人士自曝家丑，最高可获奖励60万。

因此，如何在各个行业全面建立健全的“吹哨人”制度，鼓励更多的“吹哨人”站出来，值得监管部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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