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陶陶】

近期，一向互为友邦的美德两国陷入了剧烈的纷争。

5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巴伐利亚州首府对她的支持者表示，“我们能够完全依赖别人（美国）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束了，我过去几天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欧洲人必须真正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轰”德国，将矛头指向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还指责德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支出远远不足。

一时间，素来友好的美德之间出现了难堪的争执甚至分裂。那么，对于旁观的中国来说，唯一的疑虑就是，此次西方世界内部争执或者分裂，究竟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

真正看透历史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够理解地缘政治逻辑的本质内涵，并从中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变化。

1854年6月3日，奥地利帝国不顾梅特涅体系下神圣联盟共同的基督教君主意识形态原则，为了追求自身在巴尔干的地缘利益，在匈牙利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边境陈兵8万，并向身陷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君主同盟俄罗斯帝国发出通牒，要求俄国立即从两公国撤军——实际上，就在6年之前的1848年，俄国为了神圣同盟的君主共识原则，不计代价和回报地出兵帮助奥地利平定了匈牙利叛乱。

当时的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之代表俾斯麦，迅速从中意识到一场真正的国际剧变即将到来，在给友人格尔拉赫的信中，这位狡诈至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家这样写道，“原则外交将被抛弃”，“只需数年，（欧洲外交）算计实利之日必将来临。”

西方共有原则的破裂及其后果

俾斯麦的精准认知，源于他对地缘联盟政治本质的深刻理解。即，自现代政治诞生以来，国与国的政治联盟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联盟，如一战前夕的为了对抗日趋强大的德意志帝国而出现的法兰西民主共和国与俄罗斯专制帝国的联盟、二战期间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联盟，这两次大国结盟的盟友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甚至对抗性质的意识形态，但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形成了同盟关系。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这种飘忽不定的共同利益需求消失，盟友关系就会随之终结——一战结束后，法俄关系急剧恶化，二战后，美英与苏联陷入了冷战，即是此理。

“（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首相帕麦斯顿

总而言之，此类地缘联盟是基于现实利益形成的，具有巨大的不稳定性，并不能形成国与国彼此信任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恰恰是大国间长期和平的关键所在。

另一种政治联盟则是基于政治共识而形成的联盟。如拿破仑战争之后，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倡导下，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英国、法国出于防范市民革命的形成基督教君主之“神圣联盟”（缺乏意识形态共识的英法等国很快先后退出），这一联盟外交行动的原则在于牢固的共同意识形态（反市民革命的君主原则），而非变幻的现实利益，这就决定了这样的联盟能够形成持久稳固双边友谊的基础；同样类似的国家同盟是，1945年之后形成的西方世界民主联盟。

对于这种共同意识形态同盟间国家友谊的内在逻辑，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对当时神圣同盟中的俄奥关系这样评价道：“1849年，奥地利帝国处在十万火急之中，沙皇尼古拉派遣十五万军队支援她，帮助她重建了君主的权力，既不提任何利益与补偿，也不提两国间有巨大争议的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这种无偿付出的友谊已经超出利益政治的范畴，只有基于共有的君主专制原则才能解释……毫无疑问，沙皇在匈牙利和奥尔良茨代价巨大的行动源于俄奥之间共有之‘君权神性’的历史使命……”

因此，梅特涅体系下的东欧大国同盟稳定持续了50多年，其内在政治逻辑与当前西方联盟自二战之后持续50多年的原因是一致的。即稳定可靠的共有意识形态，乃是西方大国政治联盟的支柱之一（共同的历史文化情感则是另一支柱）。正是基于这种共有的意识形态，多年来，西方各个大国才能在很多不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国际问题上共同进退：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世界政策予以无偿支持，美国则不计成本的保证欧洲和澳洲的安全。

不过，随着基督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西方世界的共有意识形态已经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