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补充的是，日本法西斯化暴力也体现在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雾社抗日后，1931年日殖当局全面禁止、逮捕台湾社会团体与组织，部分抗日志士转而奔赴祖国大陆，共襄抗日统一战线，比如台湾农民运动先驱李应章，以及台湾民众党秘书长陈其昌等人。[2]

客观来看，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足以单独战胜日本军国法西斯，何况是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条件。因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唯一能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路径，是中国融合型文明面临存亡续绝关头所体现的民族智慧，与毛泽东的持久战论述并为抗战胜利的保证。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所以，七七事变就是日寇触发中国融合型文明全面抗战的伟大转折点——国共内战转为国共合作，蒋介石收起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军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包括出身黄埔的台湾人李友邦、林正亨等。

正因为广土众民集中力量抗日，才能以弱胜强，在中国战场牵制70%以上的日本陆军。日军陆战无法取胜、征服、占领中国，从而无法补充战争动能和后勤资源，反而在广大的中国战场不断消耗人力物力财力，抢劫百姓物资又激起更大更强的抗日氛围与行动，陷入汪洋无际的人民战争里，进退不得。

也就是说，陆战中国的战略目标失败，才是日军被迫孤注一掷、转向海战、开启第二战场而力竭败亡的主要原因。自1931年11月算起，直到1945年8月，在对日作战方面，中美双方军人阵亡的比数是32:1。中国独力抵抗日本法西斯10年期间，牵制78%的日本陆军；美国参战3年8个月，牵制35%的日本陆军。

七七事变前的局部抗战，是中国军民自发的抵抗日本法西斯斗争，是奠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十四年抗战”的表述，是在不公不义的国际环境下，通过中国军民百折不挠牺牲无算所争取而来的历史定位，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同时，那也是揭露“太平洋战争”与原爆叙事真相，最有力的历史正名。

历史正名重于时间政治学

然而，“八年抗战”这种对近现代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自动折扣的表述，却是台湾地区与某些海外华人长期的抗战历史记忆。

其背后更多的是基于反共的政治考量，掩护民国政府抗战初始的消极形象，而不惜抹杀抗战前期志士仁人的奉献牺牲。但其负面的结果是，打折版抗战叙事易与欧战时间“对接”而会合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却因此自动入座边缘战场与次要战场的历史叙事。

在战后轴心国与欧洲皆成为美国附庸的当下，饱赚战争财的美国甚至成为终结二战的救世主，忽焉抹去中国与苏联的历史存在。如此一来，“八年抗战”叙事竟也成为去中国化的工具？毕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始于中国，也终于中国；中国反殖民战争始于台湾，也终于台湾。

台湾光复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50年的终结，台湾再光复是对美国新法西斯新殖民主义侵略近80年的终结。在台湾的视角看来，基于后殖民历史认识和融合型文明统一战线的需要，恢复“十四年抗战”史观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正如一位台湾志士的后人所说：

“可以说，没有田中奏折就不会有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由此而使中国人认识到日本可怕的阴谋，接着又有七七事变，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全面对日抗战，粉碎其征服中国的野心。这正是《田中奏折》公布后对中国的重大影响，这正是我敬佩我父亲忠贞爱国的情操，悲天悯人的胸怀，……”[3]

如今多数被西方叙事控制情思的台湾人，却无知无感于中国抗战的历程，不知道马占山，不知道东北抗日义勇军，不知道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不知道抗联，不知道八女投江的故事，不知道第十九路军不屑不抵抗命令，不知道吉星文的叔叔吉鸿昌是共产党员抗日英雄，不知道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内第一个抗日的政党。

张、杨西安兵谏后，蒋介石口头应允停止内战，七七事变则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然而多数台湾人在国民党史观的影响下，并不知道台儿庄战役、忻口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都有共产党部队的贡献。

中国融合型文明的存续发展，决定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也决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辩证组成中国战场，从而取得抵抗掠夺型文明进犯中华的伟大胜利，为80年后的人类提供不同于“帝国主义世纪”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就是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在文明史上的意义。

躲藏在“八年抗战”历史暗角里的政党和个人，与其忌惮抗战领导权归属中共，不如深思当时民心所向的客观原因。

民国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历史名义，其实无人异议，毕竟当时国府掌握着国际上的宣战权，也因此担纲正面战场的任务。然而国民党以大、中型城市为据点的党政精英必然脱离民众，丧失基层动员力，这种现象随着战事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一路退往西南一隅，未曾改变。

1943年中美英开罗会议前夕，人在重庆的美籍“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表示，国民党的腐化与蒋介石的无能已失去了人心。[4]

反观共产党却随着战事发展敌后根据地，利用土地改革动员农民，主导了全民抗战社会化的进程。党员干部在乡间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推行扫盲运动和文化教育，破除封建陋习，动员妇女参与生产劳作，将人民的生活与抗战的需要结合起来，真正建立起“人民战争”的新文明模式。

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从抗战时到战后80年的今天，未曾思考抗战领导权辩证的双重结构的人们，也许是从不理解那两句话的哲理与文明意涵吧。

结语

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面临眼前，迎接这个变局的文明主体已经在88年前开始应变，那就是七七事变的标志性意义。将广大人民从历史的客体变成历史的主体，其本身就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在七七事变前夕，江苏高等法院有段对话，颇适合转赠反对抗战老兵赴陆观礼的“反共义士”：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6]

注释：

[1]福泽谕吉屡次在日本明治年间创刊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台湾论”，其中“蛮民”、“丑类”、“全数诛戮”、“无人岛化”是他的常用词汇与主张，见吴密察《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1991年，页86-90及页97。

[2]见蓝博洲《反殖民的左翼斗士》，桃园市：人间出版社，2025年6月。

[3]蔡咸源〈我的父亲蔡智堪〉，台北《海峡评论》180期，2005年12月号。

[4]费正清〈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人心〉，《费正清中国回忆录》2版，译者：阎亚婷、熊文霞，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第276-301页。

[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11页。

[6]沈钧儒，1875年生于苏州，中国著名法学家，抗日团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人。1937年4月4日，沈钧儒等全救会“七君子”遭江苏高等法院起诉“阻挠反共国策”、“中共同路人”等罪状。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援全救会诸君。7月31日，江苏高院对七君子具保释放，但国民党当局直到1939年1月26日才撤回相关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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