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新冠病毒肺炎

在这次疫情中，对于阻绝两岸婚配子女入境及武汉台人返乡的争论，龙应台说：“多重相互冲突的道德和安全原则，可以更深思。”这种风凉一下的作派，很难说有多少同理心。她接着说：“民主开放的社会之所以被我们呵护，是因为那个社会愿意用同理心倾听自己讨厌的人，愿意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那些幽微而不容易看得清楚的差别。”

其实，深藏在幽微的语言文化中，仍然见到贫乏与粗暴的心灵，恐怕才真是令人难堪的丑陋。龙女士那么漫长曲折的话，无非就是推崇“言论自由”的社会，但言论自由恰恰也是“集体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所赖以存在的人为空间。正因为是人为空间，所以不存在无限度“言论自由”的自然状态。

因此，臧否某种“言论自由”，其实就意味着臧否某种社会体制。

龙应台借“眼科医生李文亮”为题，她说：“悲伤若是一时的集体发泄，他的死，轻如鸿毛。悲愤若是深沉的社会醒觉，转化成巨大的改变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会希望，他的孩子，会在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里长大。”这话中幽微的含意，是教人用悲愤般的力量改变一个“保守的”、“欺骗的”、“肮脏的”社会？

那么，服务于大阪办事处的“党国余孽”苏启诚，竟因人言可畏而自尽，他以死明志的悲愤，是否重于泰山？是否迎来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言论空气？是否免于让人借机炒作的悲哀？研究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洪兰在其著作中表示：“台湾骗子特多，天天都有人被骗，我有朋友被骗怕了，搬回美国去了。这究竟是我们太天真善良？还是我们的教育不到位？”¹

洪兰说的是一位大学教师连上网查资料都没做，就单凭偏听偏见而遭骗钱。被骗之后，还只能怪自己的本性，或怪人没教好，或移居外国，就是不理解“骗子特多”的社会怎么来，也不去试试龙应台式的悲愤与改变。这究竟是龙应台的空气太虚无？还是洪兰的研究太悲观？

无论如何，新冠病毒肺炎是等不及花一点时间思索“正确”跟“正确”之间、“正义”与“正义”之间的幽微差别，然后才开始吞噬生命的。

李文亮或苏启诚作为一个生命，往往在事过境迁后，才能让真正关心他的人们，开始感受悲伤。大陆和台湾的不同社会体制，往往有个人所见不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只有真正关爱那个社会的生命，才称得上重于泰山。

但是，为苍生说过话的人很多，并不因人死才为大。更多的人是没说什么话，就全身心默默奉献于这场战疫，只是“骗子特多”的社会未必知道或不关心而已。

况且，李文亮生前多次声援止暴制乱的香港警察，却有人因此否认他关爱社会、为苍生说话的品性。这回投入抗疫前线的共产党员李文亮死于新冠病毒肺炎，倒是让更多人加入悼念他的队伍，还包括以“言论自由”为名的反共团体和个人。其中既有受害者的悲伤，也有骗子们的悲愤。

社会体制有实际的条件支撑和发展需要，从港台来看大陆，未必能准确辨明那些人云亦云中的是非。在悼念战疫牺牲人员的同时，真正理解并尊重大陆内部的决策和究责机制，比起高谈无限度的“言论自由”要实际得多。何况是在苏启诚案的受害者与加害人，已经让“言论自由”颜面扫地的情况下。

武汉封城防疫与武汉台人的两难

以这次武汉防疫为例。武汉封城防疫是基于武汉本身的位置、产能与规模，以及中国大陆对全球的影响而作出的艰难决定，这不是大陆境外的任何地方可以随便比较的事情。

单以人口一项来说，武汉的实际人口数超过1400万；若用欧洲50个国家来比较，武汉市的人口规模已近于排名第10的荷兰，比瑞典、葡萄牙、捷克、希腊和比利时等国都要多。况且一座武汉市的面积，就相当于4个东京、8个香港或12个新加坡。

如何想象对荷兰全国人口，或者4个东京那样大的地方实施封闭、检测、隔离、管制、医疗、交通、治安、……，以及善后？何况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中转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与华中高教中心，对于封城最高要求的谨慎与防疫最高要求的速度，天然形成管理上的矛盾，无论如何决定封城与决定何时封城，都注定这次战疫必有一定程度的牺牲。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的牺牲，也被人当成事不关己的新闻谈资，或仅凭简单的数据就轻易评论武汉封城防疫“无法阻止疫情扩散”。² 特别是以冠状病毒学专家的头衔通过大众媒体报道出来，就容易给“骗子特多”的社会造成大陆政府独裁却又无能的形象。

可贵的是，台湾仍有医界人士呼吁以科学态度来看待疫情，并分析了“武汉封城与后续各省谨慎因应，对于防堵疫情起了功效”。³ 同样地，钟南山依据疫情变化与大陆的综合条件，提出今年4月以前就能结束疫情的估计。

事实证明，若不是大陆内张外弛的中央集权体制，能有效调控资源和力量来投入这场意外的战疫，并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民生和经济的稳定，恐怕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的影响绝不仅止于目前。

在台湾方面，当局防疫如防恐，照样在这时候超越市场法则，实施口罩配给制，导致人们天天争购甚至囤积这些“战略物资”，惶惶不可终日。以台湾的海岛格局、行政与民生惯性看来，根本难以独立撑持这种全社会的恐慌。即便这次物资恐慌是人为的骗局，也至少证明了台湾的体制和人心，禁受不住这类考验。

与此相比，大陆方面在严肃繁重的战疫任务中，还规划了满足武汉台人返乡的计划，却受阻于政治身分──或者受阻于贫乏而粗暴的心灵。马晓光公布了两岸官方沟通在鄂台人包机返乡的全过程，包括武汉市台办针对首班包机返乡中的“确诊病例”提出7项疑问。然而台湾舆论场上只是出现“信者恒信”的极端情绪，却不愿面对可能不如自己想象的思辨过程或讨论结果。

最终，还是亮出政治身分高于人道伦理的底牌，才暴露防疫政治学的水深。由“恐毒”而“恐中”的社会民情，也成为台湾当局借以因应的“民意”。难怪有些并非恶意但不考虑老小就医就学的人，会劝说在鄂台人干脆别再回台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