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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夜游白宫,习近平和奥巴马放好了压舱石?
关键字: 习近平访美中美关系夜游白宫瀛台夜话中美经济合作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美之间仍旧优先经济合作议题
美国东部时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夜游白宫,畅谈近三个小时。在9月25日中午,习奥在比原定计划推迟了近半个小时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可能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和妥协,争取实质性进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总统需要首先打电话慰问有“抢镜之嫌”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John Boehner在新闻发布会前不久宣布辞去国会众议院议长(Speak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一职并放弃在众议院的席位。
奥巴马总统首先发言,肯定双方的合作态度和成就,随后就经济合作、气候变化、东北亚和南海问题、国际安全和全球发展计划、人权保护、便利和加强双方往来等问题先后发表意见。习近平主席也以经济合作为第一顺位的合作议题,先后谈及中美在全球经济、双方军事和安全合作、中国周边外交、网络合作和人权民主、国际发展与减贫、国际安全等问题。从两位元首的新闻发布会发言来看,中美双方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合作作为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并且第一顺位的合作议题就是双方正在进行的BIT谈判。但此次习奥会并未如此前有些观察所认为的那样“达成突破”,中美双方仅仅原则性表态要达成一个高标准、平衡的(high standard and balanced)投资协定,并未对具体问题达成突破性共识。其中,习近平主席表示要加速BIT谈判,而奥巴马总统则特别提及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也达成共识。
此次“夜游白宫”的最大亮点莫过于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一步夯实共识,中国承诺启动全国性的碳排放市场建设,并将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共同推动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定。从两位元首接受的媒体(中美各两家媒体、两国元首分别指定)提问来看,美方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商业间谍、政府在股市震荡中的干预以及中国经济下滑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当然还有美国的家务事:两位美国记者都问及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John Boehner辞职一事),中方则关注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对美国领导地位所可能造成的挑战的态度。
大时代、大变革、大秩序中的中美投资协定
虽然,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并没有在第三次习奥会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投资外交遭遇波折。一方面,从双方密集交换负面清单的事实来看,中美双方并没有故意放慢谈判节奏。另一方面,习奥不约而同地将经济领域作为双方合作的最优先领域,并都将投资协定作为经济合作的第一顺位议题,可见中美投资合作才是中美外交最有可能实现良性竞争的“最大公约数”。
奥巴马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就强调,欢迎“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的崛起”,并主张中国应该是国际舞台上的“负责任参与者”。在回答CCTV记者提问时,奥巴马总统指出,“一个成功和和平的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强大如美国,也无法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减贫、移民等全球性议题”,“只要坚持良性竞争(friendly competition),中美双方仍能实现合作”。习近平主席则在发布会中强调中美应当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导合作共赢,妥善管控分歧。
如何在大变革的大时代建立大秩序是中美大国外交的根本挑战,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基辛格表示,中美双方必须将双方的关系“从不断解决具体问题的状态提升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新高度”。中美关系具有令人费解的独特性。一方面,中美双方面临结构性的权力冲突。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作为成长中大国的中国的崛起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高度相互依赖,双方都具备“确保相互脆弱”的经济实力。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两败。无论是中方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美方主张的良性竞争,双方都试图以一种相对建设性地方式应对权力转移时代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
美国自然不会放任中国做大,但也不会以野蛮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因此,美国才会一再主张建立符合其认知和比较优势的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例如打击商业间谍、国有企业问题、公平竞争问题、汇率问题)来进行低烈度的“制度竞争”,以图探测中美实力的平衡地带,达到一种“兵不血刃”的高维度斗争。美国这种制度竞争秩序对中国来说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中美在敏感议题上(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管控分歧,在全球性问题上(气候变化、伊核朝核问题)争取共同合作,在相互依赖的经济领域进行制度竞争(中美投资协定谈判、TPP谈判、IMF改革),在低烈度斗争的基础上维持全球经济和安全秩序的稳定,同时渐进地调试全球治理体系以适应权力转移时代的中美新型互动模式。
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是中美“斗而不破”的根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投资协定则有望进一步深化中美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如果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的话,中美投资协定无疑是这对关系的“压舱石”。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低烈度的制度竞争都要好过高烈度的“热战”,制度竞争基础上的权力均衡才最有可能妥善照顾各方核心关切。至于如何设计双方都能接受的经济规则,达成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双向平衡”的投资协定,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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