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帮助打通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迁到瑞金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都是通过上海中央局的大功率电台转发。1934年10月，几乎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同时，上海中央局和电台被破坏，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后来又辗转到苏联联系。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的联系，曾多次派人带密电码回国。当时，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蒙古三条路，1935年初先是派阎红彦、张胜带密电码回国，走的是新疆线，因为当时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路上，不知道中央的确切地点在哪里，直到12月才到陕北找到中央。

七八月又派张浩回国，他是从外蒙古入境的，到银川后因湖北口音受怀疑，被国民党军扣押，后来他跟连长成了好朋友，就给放出来了，最早成功地将密电码带到陕北，但没有大功率电台，电讯联系还是恢复不了。1936年初，共产国际还派但余忠7人小组，携带大功率电台和密电码入境，在陕北安边遭民团袭击失败，被杀害6人关押1人。直到1936年6月16日，宋庆龄帮助送到大功率电台后，才用张浩带回的密码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沟通了联络。[7]

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服务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下创建的，与苏联等国的共产党一样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指导。

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力量，只有闪耀着红星的社会主义苏联，只有列宁亲自领导成立的共产国际，其他都不可能。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毛主席只带着一、三军团北上，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党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和方向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靠近苏联建立红色根据地，是当时走出困境的一条生路，那里有共产党人信仰凝聚的源头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家园，那是能看得见的来自“远方”的希望之火。

有些研究者把共产国际说得一无是处，既不客观又不正确。1945年4月，毛主席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有一段关于共产国际的形象生动的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9]

毛主席讲这话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两年了，但他并没有把之前我们党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共产国际。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形成的一个好传统，也是我们党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就是出了问题多检讨内部原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对问题的责任上推下卸、归罪于外，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提高自己，把路走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共产国际在上，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共中央发挥作用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就再也没有走过去那样的弯路。共产国际派张浩回来，传达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正确指导的功，是“玉皇大帝”给中国共产党下的一场好雨，及时雨。

张浩的第三个贡献，就是借助共产国际权威解决张国焘制造的分裂。

在张浩到陕北一个多月前，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又走出了极为恶劣的一步。1935年10月5日，他在四川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还做决议对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和叶剑英免职查办。11月12日，中央发电警告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10]12月5日，张国焘竟然发电给党中央说，他那里已经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要中央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11]表现得非常狂妄。就在此时，张浩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陕北，真的可以说是天佑中华，不让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破坏中国革命进程。毕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问题可以发挥指导约束作用，可以影响革命队伍中的人心向背，张国焘再嚣张也不能不畏惧共产国际的权威。

张浩完成共产国际派遣的任务后，对毛主席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随后党中央决定，让他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做张国焘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彭德怀和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张浩是已经牺牲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林育南、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两人的堂哥，是搞工人运动出名的，在党内也是老资格，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与张国焘很熟悉，张国焘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时，他们两家同住在一个院子的前后楼。[12]

张国焘知道张浩到陕北，特意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发电，指责毛主席、周恩来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北上“逃跑”，要陕北苏区和红军接受他的领导，并要他们转给张浩。

张浩给张国焘回电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的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以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13]既有态度也有办法，目的是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让他回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

几天后，1936年元旦，毛主席给朱德总司令发去一个电报，重点讲了党中央到陕北后的情况：一是已经与北方局、上海局发生联系，对国际也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二是以张学良为主力的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已经彻底粉碎，正在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游击队，苏区有极大发展；三是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彦来，据他们说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四是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等。[14]党中央在陕北的形势红红火火，充满生机和希望。

此时，张国焘率军南下已经损兵折将，1935年11月下旬之后，不得不退回到大小金川地区，陷入困境。而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却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新局面，而且还与共产国际接通联系，根据国际指示精神确立了新的策略方针。毛主席告知张国焘等这些进展，也是希望他们在对比中改变错误认识，迷途知返。

张国焘与毛泽东合影

张国焘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后，并不甘心已经处在下风，而是坚持自己的错误。他给张浩发电要求“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还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等。

其中对遵义会议前博古负责时中央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后来中央也对那一段进行了反思批判，但无论如何那也不能成为另立中央、分裂党的理由，这是突破党的组织纪律底线的，也是非法无效的。张国焘自知问题所在，在电报的最后讲：“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5]这里，虽然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但这个“服从共产国际”的表示也留下了余地。

张浩发电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并且已经会着毛泽东等情况。张国焘却回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他告诉陕北同志：“自动取消党中央名义，党内问题请国际解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