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斯诺到周恩来所在的附近一个村庄的红军司令部。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在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周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3]

这是斯诺所没有想到的，他原以为即使允许到苏区，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加以一定限制的。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开列了共需92天旅程的各个项目。他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当时，斯诺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那么长时间是有保留的。但后来花的时间比建议长得多，离开苏区时还不无遗憾地说：我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斯诺记录了他亲眼见到的红军战士的日常表现，还了解到他们的身世经历，在革命队伍中养成的思想观念和作风，不用说一个外国人感到新鲜，就是今天中国的多数人也感到新鲜。了解这支革命队伍的真实情况，才能更深刻地认识那场伟大革命战争。

斯诺吃饭时，两个侍候他的小红军让他感慨不已。[4]

他说，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口渴得要命。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其中一个从身边走过时，斯诺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他。几分钟后，他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李克农扯扯斯诺的袖子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斯诺道歉说：谢谢你——同志！那个少年先锋队员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这让斯诺非常感慨。他说：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

保安的小红军

红军是他从未见过的新型的民主的人民军队。在革命队伍内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这是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明确制定的建军原则，即便见到像他这样尊贵的美国记者也不例外，这让斯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斯诺同大约40名通讯部队的红军一起前往中央驻地保安。[5]

只有他、一个外交部（应当是负责对外交往和接待）人员和一个叫李长林的红军指挥员有坐骑。那两个分别骑着是一头骡子、一头驴子，只有斯诺跨在仅有的马上。但这匹马让他担心，为什么？因为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问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骑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李长林说：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

斯诺又认识了红军的一个重要特点：一切为了前线！最好的保障向前线部队集中，而不是后方人员先满足自己。

斯诺说，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在李旁边一起在山沟沟里爬上爬下，一边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他在李长林身上发现，一种后来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斯诺又记下了红军的一个内在特点：就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现在不大讲这个了，精致利己主义者成了部分精英的特征，但那在革命队伍中行不通，那是革命队伍的腐蚀剂。

斯诺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李慢慢地说：结过婚了，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斯诺说，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屠杀政策，让多少人失去了至亲至爱哪！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带来的是更多革命者战斗到底。就如毛主席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斯诺不愧是罕见的世界级记者，在习以为常的红军战士的现实中，发现了不一样的能解答时代谜题的东西。

与斯诺一起走在路上的其他红军战士，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有一个绰号叫“老狗”，年方17，实际看上去像14岁，他在福建苏区参加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江西人，16岁。

斯诺问他们喜欢红军吗？他们感到有些奇怪。老狗说：红军教我读书写字，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老表说：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是四川的，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父母是贫农，只有4亩田，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红军到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19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

斯诺说，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24岁，从1931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1935年在江西牺牲。

几乎每人一部血泪史，一个社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斯诺说，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悲剧，但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感叹，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红军战士在跳高

他说，这些战士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都跟着唱。

在这里，斯诺又发现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也是红军队伍的突出特点：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即使面对战场和牺牲，他们也毫不悲观。为什么不呢？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人类历史一定走向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黑暗和不公平的共产主义，所有劳苦大众都将得到翻身解放，为那样的壮丽事业牺牲一切，是无上光荣的归宿，是值得的，是死得其所，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的源头活水。

斯诺还关注他们自觉的纪律。他讲了一个例子：在走过山上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

不能不承认，斯诺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严明的群众纪律是这支军队的基因，是毛主席从在缔造红军之初就严格要求遵守的。这与斯诺见到的反动军队完全不同。

斯诺到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后见到了更多，他应邀参观了红军大学。[6]

他说，那是一个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红大校长林彪把200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斯诺讲“英美对华政策”。斯诺讲完后同意解答问题，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个大错误。他说，红军大学请他吃的面条，根本抵偿不了遇到的难堪。

女子大学的露天教室

他列出学员提出的一些问题，证明自己回答不了情有可原。如：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意会帮助日本吗？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的，为什么两个国家都没有工人政府？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如何？

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他真小瞧了红大学员的胸怀和视野，不但斯诺意想不到，应对不及，即使我们今天回望时也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