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比反阿萨德更加重要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与西方国家的强力实行政权更迭一道，酿成中东地缘政治地震，不啻另一次苏联解体。这次地震不仅造成了文明的冲突这类灾难性预言的自我实现，也造就了大大小小的宗教极端势力和叛乱组织，更是促成了国家化恐怖主义伊斯兰国的形成。

中东问题带来的大量难民和宗教极端势力逐渐在欧洲扩散，隔绝于两洋的美国却并不希望尽速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正如奥巴马在G20所说，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仍旧是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对叙利亚派兵无法一劳永逸消灭当地的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在伊斯兰文明内部反恐无望的美国希望尽快脱身，集中精力布局“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对中国的悄然崛起。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示弱使得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盟失去了在中东活跃的超级砝码。政权更迭还是反恐成为欧盟国家的道德两难。从理论上说，扶植亲西方的叙利亚反对派上台，拔掉中东权威国家政权有利于中东的稳定与和平。但这种错误的“民主化”理论在中东甚或是大中亚地区的实践是失败的。西方中东民主战略葬送掉的不仅是威权政体本身，更是中东地区和平与国家稳定所需要的势力均衡。

巴黎恐袭案无外乎向欧洲国家释放这样一个信号，中东民主化是美国人的事情，而民主化失败后的恶果却由欧洲人承担。因此，虽然普京依然支持阿萨德政权，依然打击叙利亚反对派，但在国际议程上这已经不是核心问题。反恐而不是政权更迭成为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实质。

普京在反恐问题上与欧洲各国的博弈也颇为巧妙。在法国奥朗德总统呼吁建立反恐联盟后不久，莫斯科立即发布消息，承认“10月31日在埃及失事的俄罗斯客机遭遇的是恐怖袭击”。随后俄总统普京以此为契机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达成一致，加强两国在叙利亚的军事情报合作，共同反恐。在G20峰会上，忧虑恐怖袭击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主动与普京分享失事客机的情报资料。普京通过媒体盛赞此次英俄会晤，称英俄关系由此“恢复生机”（revival）。

普京在巴黎恐袭案爆发之后不仅及时给予欧洲国家心理支持，并利用反恐议题上的优势促成叙利亚问题核心内容从反对巴沙尔政权到反对伊斯兰国的转变。这对普京来说不啻是一次外交胜利。

建立反恐联盟，没那么容易

对当前俄罗斯来说，提振国际地位，渴求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是其外交工作的核心议程。历经两场危机的俄罗斯民众不仅需要从普京政府那里找到信心，同时需要看到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显现的大国力量。根据列瓦达中心民意调查显示，对俄罗斯对外干预的民意支持率从9月份的39%提升到10月份的55%。因此，主导国际反恐议程设置，建立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反恐联盟成为乌克兰危机之后普京政府外交优先目标。

但普京的期盼并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即时响应。自普京当选总统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家精英一直批评这个“威权”政体，并以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自居，孤立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更是将俄罗斯与冷战时期的苏联联系在一起。与俄罗斯的合作对美国来说不仅涉及现实利益，更涉及道德伦理。而对欧洲而言，尽管同意美国看法，却并不保持一致。乌克兰危机和马航MH17航班坠毁事件使欧俄关系降至冰点，并成为欧俄关系的基调。而巴黎恐袭案的爆发无外乎为欧盟大国与俄罗斯的正常交往提供一条通道。尽管如此，受到美国和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欧盟不会立即改变对俄国的态度。

至于刚刚发生的坠机事件，则充分反映了中东大国对俄罗斯反恐的态度。显而易见，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在中东地区不受欢迎。不久前在土耳其举行的G20会议上，普京曾表示：“伊斯兰国（IS）恐怖组织受40个国家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G20成员国。”话音未落，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机就被土耳其击落了，这让一贯强硬的普京都表示无语，连称“击落俄军战机是‘背后捅刀子（stab in the back）’，是恐怖分子的同谋。”并且话里有话的质问道：“俄罗斯战机消灭恐怖分子，却被土耳其击落，土耳其这么做对谁有好处呢？而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那么土耳其的做法，是不是也想让北约做出对ISIS有利的事情？”

这样看来，普京在反恐外交上赢得的胜利只是短暂的欢庆，甚至只是表象。普京所期盼的通过国际反恐合作破除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坚冰，加强与欧洲各国的交往，建立双边互信机制和多边反恐同盟有些举步维艰。西方想反恐不假，但诚意有几分？阿富汗综合征真的会在普京时代发生吗？局势似乎更加扑朔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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