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大楼设计施工的副总工程师高星忠曾回忆说，在搬运装机的过程中，每架长两米、300多公斤重的电报机不能走电梯，“全都得由大楼上班的工人靠肩担臂扛，大伙儿硬是把100多架机器从楼下搬到三层。”

1958年9月29日，电报大楼正式建成投产，主体共7层，连同钟楼共计12层，进而成为国内第一个国际国内通信枢纽，也曾是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

自建成起，每一封从全国各地发出的电报，都要先经过电报大楼，才能转到地方，电报章上镌刻的“01”编号，就是大楼“老大哥”地位的身份象征。

每天响起的”东方红“钟声

提到电报大楼，不得不提的就是那伴随着一代代北京人成长的钟声。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在大楼门前仰起头指着楼上的钟盘说，“这钟盘直径有五米多，长针得一人多高。”刘海波对北京晨报表示，塔钟最初的设计制造，同样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东德的帮助。

最早的大钟，是一只从德国引进的机械钟，后来变成了石英钟。以前大钟的控制部分由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校对完成，现在则连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目前，大钟报时已由计算机控制，走时非常精确。

电报大楼的钟楼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大楼钟声的选定镌刻着时代烙印。周恒说，上世纪60年代初，大楼报时钟声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4小节，每天24小时正点报时。为避免夜间打点扰民，周总理特别批示，每晚10点至次日晨7点停止报时。上世纪70年代中旬，报时前奏曲经重新创作，乐声变得浑厚悠扬。“以前钟声能传出2.5公里的半径范围，现在受到高层建筑的阻挡和城市噪音的干扰，钟声不能传那么远了，但附近老百姓还是离不开它。”周恒说：“7点钟响，准时起床，22点钟响，上床睡觉”是西单一带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国庆“60周年”、汶川大地震默哀等重大时刻，特殊的钟声更与国家和人民命运相连。这些年塔钟维修，其间钟声停过几次，老百姓立即觉得“少了点什么”。

满街的自行车铃声，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应答声，电报大楼上《东方红》整点报时乐曲，成为了几十年前人们记忆里最朴素的声音，也是一个时代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回忆。

1981年10月16日《北京晚报》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电报服务也有“闪送鲜花”

进入电报大楼，就不得不提电报业务。北京晚报去年采访了电报大楼里最后的三名报务员，白何廷、王德元和陈宝凤。

老报务员白何廷经历了电报发展的鼎盛时期。1976年，他刚参加工作，就在值夜班时赶上了“唐山大地震”。“真不知道多少个一米高、半米宽的大桶全被电报装满了。传送带上的电报在楼上楼下地跑个不停。那时没有电话，大家全靠电报和灾区的亲人联系，就为了报声平安。

1981年12月3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1981年12月3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电报大楼成为传递国家大事和亲人信息的场所。白何廷回忆，那时报务室24小时要有人值班。每到深更半夜，送电报人的摩托车声总能把整条胡同的人惊醒。一听说电报来了，大家不是激动就是紧张。电报是按字数计费的，大家只有大喜或大悲时刻才会发报。

平日里，报务员发出最多的就是“母病速归”一类的急电。当送报员拿到这种电报，无论风霜雪雨还是白天黑夜，都要以最快速度递达收件人手中。碰上地址变更或错写的电报，还要到派出所打听收件人位置。

1998年3月6日《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北京晚报公众号

老送报员王德元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礼品电报”记忆最深刻。如果市民发送了“鲜花电报”或“蛋糕电报”，王德元要走街串巷把电报和礼品一并送达收件人手中。用现在的话说，可谓“信息的闪送”。

简短的电报蕴含着丰富的情感，王德元曾靠一封电报帮人“保媒”。一对情侣闹了矛盾，小伙子发送“鲜花电报”向心上人道歉，特意嘱咐王德元帮忙“说情”。而当王德元把“鲜花电报”送到女孩手中，女孩真的原谅了这个小伙儿。后来二人喜结连理，还专程来电报大楼向王德元致谢。一封成本几毛钱的“鲜花”电报，承载着现在情侣们花费成百上千元购买礼品也换不来的浪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