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深一度记者在安溪县长坑乡见到了几名曾经因电信诈骗被判缓刑的年轻人。90后的小玉（化名）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孩子一岁多，早先在厦门打工，后被同村人拉帮入伙，负责拨打电话。

同样来自长坑乡，曾经一起合伙从事诈骗的陈建（化名）和（邱林），成长轨迹则更出奇地相似，两人初中都没毕业，30岁，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十岁。陈建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邱林则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弟，两个妹妹。

火爆时，这些人曾在一天之内向全国发出上百万条诈骗短信。2012年，有的村庄同时被抓走20人。据媒体报道，安溪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光是魁斗镇就被查出3791名嫌疑人，长坑乡人口是魁斗镇的3倍，可能更多……

“把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工作纳入年度干部考核；各村自制反诈骗宣传标语、横幅，每天早中晚3次播放宣传片；派出所民警每周两次深入辖区开展防范……”8月30日，安溪县长坑乡分管综治工作的书记这样介绍。

为了拿掉“诈骗之乡”的黑帽子，长坑乡早就推出过多项打击防范措施。仅今年上半年，横幅标语挂出260条，宣传车出动24次……衡阳村甚至还制定了新村约：“家庭有人员实施诈骗被抓，父母义务打扫乡村道路三天……三人以上实施电信诈骗被抓，申请宅基地等手续一律停办一年……”

然而，不止此次因徐玉玉案落网的6名嫌疑人，包括此前更多因从事电信诈骗而被抓的当地年轻人，都以雷同的经历，最终让人扼腕叹息。

长坑乡南斗村的宣传栏几乎都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内容

岔路口与掉头的人生

在安溪县当地更多的年轻人眼里，导致19岁准大学生猝死的徐玉玉案，仅仅是个偶然。

郑金锋靠诈骗“赚了钱”也没给过家里，母亲至今住在大哥家

对郑金锋、陈文辉等人熟悉的郑磊告诉深一度记者，像他们这种学习不好、家庭一般的年轻人，大都早早辍学，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就在家“鬼混”。“十几岁打工，也都是苦工，去工厂做苦力，当学徒一开始只有两三百块钱。”

“以前郑金锋、陈福地都在南安做水暖，做了一年多，嫌钱少，做不下去了。”一位曾经的工友对深一度记者表示，没有文化的技术工人，就是要靠熬，技术会慢慢变好，工钱也会慢慢增加，但显然，他们都没有这份耐心。

郑金锋在最近的一次“QQ说说”中写道，“一个人的生活，没人陪你欢呼，也没人陪你哭，嘴边说的一个人挺好，又有谁知道你心中的酸楚。”早年丧父，儿子出生五个月，没有领证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郑金锋的生活里少不了酒，经常深夜买醉。

像陈文辉、郑贤聪家中曾经都种过铁观音茶，而随着近几年茶叶市场的低迷，年轻人觉得赚不到钱，“人工一天几百块，采茶太晒，卖茶又没有好价钱，以前500块一斤，现在50块一斤也没人要。”郑磊告诉深一度记者，曾经不止一个人拉他入伙干诈骗，但他觉得自己一个月能挣六七千，且比较稳定，“我养得活老婆孩子，为什么去做那个？”

但像郑贤聪还有郑金锋、陈文辉，他们早早就有了几个孩子的，学历低，父母为普通农民，自己也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难不被诱惑。

“别的地方一夜暴富离你很远，这个地方并不远，听得多了，自然就会产生幻想，会有侥幸心理。”对郑磊来说：“只要有那么一丝侥幸心理，就会为了金钱去舔血。”

一名曾经卖过电脑，后来从事电信诈骗的中专生告诉深一度记者，自己最大一笔骗到2万元，“当时很激动，也很害怕”，但钱来得越是容易，就越想得到更大的回报。在深一度记者的走访中，甚至还有教师辞职去干电信诈骗随后被抓的案例。

安溪县司法局副局长瓮财能表示，目前全县因电信诈骗在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占总数的20%左右，大约200人。“二次从事电信诈骗卷土重来的也有，但是相对很少。”在长坑乡提供的一份上半年数据中，电信诈骗分子抓获了5名，2015年同期是6名。一名当地公安内部人士表示，目前的人数是动态的，但是当地的治理决心是有的。一名当地警方内部人员透露，安溪县给每个派出所民警下达了抓获3个安溪籍电信诈骗犯的指标任务。

但对于那些看着与自己一同长大、有着高熟悉度的同乡以“诈骗”手段迅速暴富的故事，更多的陈文辉们，很难去考虑这样的飞来之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走岔路了就很难掉头。

在安溪县当地更多的年轻人眼里，导致19岁准大学生徐玉玉猝死的事，“仅仅是个偶然”。

（观察者网综合北京青年报、《瞭望东方周刊》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