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1939年出版的名著中，年轻的费孝通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他认为，“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

显然，从开弦弓办丝厂的事例中，费孝通看到了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农村工业化。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孝通自此与乡村工业“结缘”，即便在“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之时，“志在富民”的他仍为之大声疾呼。1957年，他重返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20多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费孝通（右一）第二次到开弦弓村调研

“问题出在副业上。”在《重返江村》一文中，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从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他向中央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这样的观点自然与当时的形势大相背离，费孝通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受到猛烈批判，之后又被打成“右派”。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乡村工业，一直要沉寂到20年多后才迎来真正的兴盛期。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3次来到开弦弓村。让这位时年已71岁高龄的老人惊喜的是，在村里，他又听到了久违的织机声；开弦弓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已从1978年的114元增至300多元，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

“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当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人类学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章”颁奖仪式上，费孝通以《三访江村》为题发表演讲时说道。

1987年9月，费孝通第十三次到访开弦弓村

“苗头”的出现，源自于乡村工业企业的再度兴起。它的初始名称叫社队企业，也就是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1984年后，它又被“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称号取代。它们的风生水起，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苏南模式”。

“文革”后期，原属苏州管辖的江阴华西村农民增收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开弦弓村的大队干部被组织到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取经”。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华西村致富的“秘密”：办工业。

回来后，一直保有一种创办企业冲动的开弦弓村决定筹办建厂。1978年年初，开弦弓村“重操旧业”，凑足2万元钱买来6台织机，办起了丝织厂。之后，又将工厂赚到的钱继续投入，规模如同滚雪球般慢慢做大。

开弦弓村是这一时期吴江甚至整个苏南地区的一个“缩影”。资料显示，1978年，吴江全县已有社队工业企业1402家，年产值达12766.92万元，突破亿元大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工业更是遍地开花，“无村不厂，无村不工”。到1990年代末期，吴江的乡镇工业占比达到71%以上；而在苏州，至1985年，苏州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吴江为代表的苏州地区的这番红火场面，甚至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都为之一振。

费孝通与邓小平

1983年春，刚从苏州等地视察后回京的邓小平约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兴奋地介绍所见所闻：“江苏从1977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

他进而得出结论：国家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农村必须走发展社队企业之路。当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中写道：“社队企业也是合作经济，必须努力办好，促进完美发展。”

而一直力挺乡村工业的费孝通则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生命力。1983年底，通过对吴江及苏锡常地区乡镇工业发展情况的调研，费孝通写出《小城镇 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