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选举人票制度就存在问题。这一制度有时会导致普选票少的一方却能当选总统。该现象已在2000年大选中出现过，2016年大选又再次上演。

特朗普的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了近280多万张，但凭着选举人票的多数当选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许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再比如，初选阶段党内提名制度也有问题。该制度导致近些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很难推出真正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

2016年参选的特朗普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曾多次更换党派标签，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他标榜自己是民主党人；1987—1999年以及2009年以后他又成为共和党人。因此，共和党大佬杰布·布什在初选阶段曾讽刺特朗普说，“他在民主党的时间比在共和党长”。

选举制度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选举被利益集团操纵。

2016年大选就是一场受到操纵的选举。从美国媒体曝光的材料来看，操纵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初选阶段，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落选几乎就是希拉里集团操纵的结果。在大选阶段，多数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倒向希拉里，或者偏离特朗普，这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非常少见，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为操纵的因素。

在决定选情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奥巴马政府更是频频给希拉里输送利好，先是曝出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持下，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然后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调发布美国经济状况褐皮书，对美国经济给予积极评价，这些新闻事件显然都有利于希拉里竞选。

当然，在临投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也有浓重的幕后操纵痕迹。这些操纵无疑加剧了美国大选的乱象，撕裂着美国社会。

其实，背后操纵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老问题，从19世纪中叶美国两党制成熟以来就存在。两党政客们通过操控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与特殊利益诉求。

在1952年以前，将近80%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都是党内大佬们内定的。后来随着两党初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未能杜绝，如遇上资深政客亲自上阵，党内操纵现象又会重现。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是民主党的“数朝元老”，其党内资历与影响极深，桑德斯自然就成为民主党内牺牲的对象。即将卸任的现职总统往往利用在位可控的政治资源与不对称的影响力优势，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助选。

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看，几乎每个正常卸任的现职总统都会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拉偏架”，2016年的奥巴马也不例外。国会中的两党代表通过操纵联邦众议员选区的划界和两党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实现“政治分肥”。

每隔10年左右，美国众议员选区就会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作相应调整，如何划界以利于本党候选人，就成为国会两党争夺和操纵的焦点。尽管操纵选举现象在美国也备受批评，但由于选举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这一现象始终无法根除。

每次在大选中获胜的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后，都会“论功行赏”，将一大批亲信带入联邦政府内。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选择内阁成员时，也表现出商人本性。

比如国务卿人选居然是毫无从政与外交经验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政府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商务部的要员和重要的政府顾问，很多也是来自高盛、微软、思科、特斯拉、IBM、英特尔等知名企业的高管。

另外，国防部长与国家安全助理人选都是军人出身，这显然是特朗普对支持其当选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投桃报李。可以看出，金钱对美国政治影响深刻，对美国社会肌体的侵蚀积重难返。

（作者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徐崇温：选举沦为一种金钱游戏（大家手笔）

美国向来是一个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无法否认是一个政治腐败十分严重的国家。这种政治腐败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选举民主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传承而来的。早些时候，美式民主对金钱的侵蚀是有所警惕和防范的。

例如，在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中，禁止公司对联邦层次政治竞选参与者给予直接金钱捐助；1939年的《哈奇法案》又限制政治组织用于选举的开支为每年300万美元，公民个人付出的政治捐款为每年5000美元，旨在弱化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对选举的影响力。

但是后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职能日益增强，它在实质上发挥了间接助选的“白手套”作用，冲毁了由上述两个法案所建起的防止金钱侵蚀政治的堤坝。于是，美国国会1943年出台了《史密斯—康纳利法案》，1947年又出台了《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把禁止政治捐款的范围从公司扩展到政治行动委员会组织。

然而，1943年和1947年的这两个法案却引发了一场违宪诉讼，它们被指控违背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内容。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诉讼所持态度暧昧，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蔓延与扩展。

2010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的裁决中判定，竞选捐款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美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竞选资金。这一裁决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打破了对企业投入选举行为的制约。

在此之前，企业不能为某一候选人独立地、积极地开展竞选活动；而此后，企业、利益集团、大富翁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资金来影响选举。

这样一来，利益集团操纵选举就更加便利。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促使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这种委员会在用于政治用途的开支方面没有限额，他们只要承诺不与候选人竞选团队存在任何联系，就可以无限制地筹集和使用捐款，而不必透露捐款人的身份。

他们名义上不受政党领导人指挥，但实际上都会在选举中旗帜鲜明地支持某一方。大量资本流向竞选活动，政客们拿着企业、富人们的金钱，自然要为他们的利益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