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社员会有疑问，为什么记者会向这位政协委员提问“达赖集团”，而不是向中央统战部或者国家民委的负责人呢？

其实朱维群之前就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但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从2004年开始直到2010年，朱维群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了多轮接触商谈。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央政府反对藏独，为何要商谈？

其实这个问题，朱维群在2013年10月18日就回应过。

当时，朱主委在瑞士伯尔尼回应了《新苏黎世报》记者比特·韦斯特关于中国的民族、宗教工作及中央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争取他停止分裂活动，回到爱国的正确的立场上来，而不是同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我们不叫‘谈判’，叫‘接触商谈’。这涉及接谈的性质问题。比如，我和您谈话，我们是平等的关系，但达赖集团是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到国外，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搞了自己的伪宪法、伪政府、伪议会，他是一个叛乱集团，中国中央政府不可能同他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谈话。”

“在接谈时，我作为中央政府派出的人员，他作为达赖的私人代表，我只能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

问题又来了，“接触商谈”谈什么呢？

去年4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朱维群说：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达赖本人一个机会，促使他从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转回来，在有生之年为海外流亡藏人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情，而根本就不会同他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的问题。

今年3月4日，朱维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达赖喇嘛本人，我们还是承认他的活佛身份，因为他是当时中央政府承认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他什么也不是”。

在去年6月，中国西藏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朱维群在接触商谈中如何与达赖集团斗智斗勇。

据报道，达赖喇嘛只要稍不留神搞点“藏独”，必遭朱维群一顿痛批；朱维群发表点民族宗教问题见解，对方立马曲解指摘。

从2004年开始直到2010年，朱维群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进行了多轮接触商谈。对方说是9轮，因为有一次他们没带“助手”，虽然谈了一整天，与正式接谈并无二致，但只能算非正式接触。9轮也罢，10轮也罢，就是看不见达赖喇嘛半点诚意，这个数字已经意义不大了。

之前与对方接谈，都是中央领导或中央统战部领导对其进行一番教育训导后，再问问对方还有什么意见。在那个气场下，他们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挨批，哪还有什么意见？

朱维群负责接谈时，一上来就主动让对方先说。很谦逊、大度是吧？可等他们一股脑把话说完后，朱维群就开始一条一条地批驳了。你说不搞独立了，朱维群就把达赖喇嘛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鼓吹独立，一一列举出来，弄得对方很是被动。

有趣的是，直到2008年“两会”后，官方正式公布中央政府商谈代表名单。许多记者对此懊悔不迭，因为曾经多次与朱维群擦肩而过。

朱维群与西藏有着不解之缘，他曾经说过： “能给人生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不是高楼大厦， 不是山珍海味， 不是灯红酒绿， 而是那些最艰苦、最边远、最需要人帮助的地方。 西藏就是这样的地方！”

2009年3月25日，藏族小伙们围着刚刚搭起的帐篷跳起舞蹈。当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丹东乡的藏族群众搭起刚刚领到的免费新帐篷。据了解，四川省2009年实施“帐篷新生活行动”，向全省10万藏族牧民无偿提供新帐篷，并配给现代化生活设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新华社记者丁海涛摄

朱维群的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7年出生的朱维群，小时候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陈丹淮，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粟寒生，以及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老战士子女，一起生活在华东保育院。朱维群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跑边疆、驻海外、上夜班、做头版主编，一干就是十多年。

第一次进藏回来后，他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与西藏有关，即参与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贺电草稿的修改。当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将大家召集至他的办公室，研究贺电起草事宜。

2014年3月，朱维群为人民网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