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山轮会议系列报道】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活动中，中国财长楼继伟建议美国应该提高储蓄率，更多地转化为投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资料图）

6月29日，在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领衔主办的“新巴山轮”会议上，与会学者不约而同讨论起中美的投资与消费率。多数学者关心中国的巨额储蓄和外汇储备，以及消费率低的问题。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认为，中美是两个极端，美国的消费率太高，达到70%，中国的消费率太低，只有美国的一半。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说，“未来20年，在金融资产结构方面，中国会更向美国那个方向走，美国会更向中国方向走，有利于实现全球金融的平衡。”亚投行、一带一路计划的展开，表明中国正在扩大总需求并改变自己的资产结构。而美国是否能向中国的方向迈进？中美对话会议桌上的共识在现实中会如何执行？ 

与多数学者从需求的角度谈当下世界经济状况不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瑞·诺顿教授从供给的角度谈中美经济。他认为，30年以前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大军非常充足。但是现在人口红利在降低。出门打工的人口增速以前是5%，非常高，在9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根据过去五年统计的情况，到现在一路走低到1%多。所以中国面临两个放缓的趋势，一个是外出打工人口减少，一个是老龄化的问题，比其他的经济体更为明显。

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瑞·诺顿教授

他说美国过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过去美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4%左右，一直维持到70年代，然后逐渐走下坡路。现在的美国，投入和产出比较稳定，经济比较成熟。生产率确实有波动，但是波动都是以数年为一个尺度，美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也会下降，这是劳动力的参与下降导致的。那么美国要怎么把经济增长拉回到长期的均线上来？如何让劳动力返回市场并产生收益？这是美国决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诺顿教授提到楼继伟部长对华盛顿的建议——增加投入，增加储蓄。“我完全同意楼部长的观点，但是我也要指出这并不是华盛顿主流决策者可能会采纳的政策。”演讲之后，观察者网请诺顿教授详谈原因，诺顿教授说：要想行使一个政策，有心还要有力。华盛顿的决策者可能对增加储蓄的政策有心愿，但是缺乏实现能力。要增加投资，可能就要改变税率，这势必会在国会引起反对。

有趣的是，在中美对话期间楼继伟也说：“他们（对储蓄率低的问题）认账啊。但不知道他们能怎么办。他们有结构性问题，必须得改体制。”

诺顿教授今年曾被新华社瞭望智库评为十大美国中国通之一。这次他对中国经济的建议是：不要把经济增长人为的维持在高位，这样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决策者应该要有很多的工具，因为肯定会面临很多无法预期的冲荡、冲击。政治决策者一定要有预防泡沫性危机的可利用经济手段。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来应对，避免崩盘。

（余亮、毛克疾江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