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解读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近来又吸引外媒注意。据环球时报报道，澳大利亚商业旁观者网3月24日发文，称“中国的执政党不怕中产阶层”。该文注意到，中国媒体在谈到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时表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

报道称，那么，谁是中国的“中产阶层”？理解该问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也是紧跟中国消费经济习惯和态度的商家们的要务。因此，关注来自财富、收入和支出调查的某些发现大有裨益。同许多社会一样，中国也是金字塔形。位于最顶层的1%是真正的富人，紧随其后的10%至20%大多可被描述为中产阶层。

基于收入衡量，各种调查都发现中国的中产规模已是相当可观。麦肯锡估计，2/3的城市家庭已跻身中产行列。到2022年时，75%以上的中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将达到9000至3.4万美元。

但消费是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可靠指标。基于采访零售商、汽车经销商和房产经纪人的详尽支出的调查发现，在位于金字塔最顶层的1%以下，是从业人数多达1.5亿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及其家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4，但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高达40%。而在这1.5亿“白领”中，有7000万被认为是公务员或国企管理人员。

该数据至关重要。中共拥有8500万党员。因此，即便将广大农村干部考虑在内，中共的“根基”仍然位于舒适的城市家里和现代中国的官方职位中。无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是否取决于经济增长，党员必定与党休戚相关。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自然村调研时同村民亲切握手交谈。

延伸阅读

习近平“四个全面”里的中国复兴逻辑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四个全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理解“四个全面”，是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