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聂荣臻后来回忆，如果起义前委能够早点做工作，起码能够把蔡部一部分共产党员较多的部队争取过来。起义胜利后，也没有及时进行整顿，反而让蔡部打前锋，这才导致出现了“进贤分共”的局面。因为蔡廷锴部的分裂，所以起义部队行进到临川进行了整顿，将部分非共产党员的营、团指挥员调离原岗位，改由党员干部担任，加大了对部队的掌控力度。

蔡廷锴分裂行为后果有多严重，刘伯承后来分析，如果保存第十师到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此语有点想当然之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夺取大城市，建立城市根据地，没有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概念，从当时国内政治和军事大环境看，即使蔡部不分裂，南下本身也是困难重重，后来广州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不过无论如何，蔡廷锴部队的分裂，使本就不太强的南征革命力量受到削弱，给南下的起义部队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正规军竟然打不过民团

蔡廷锴部脱离起义军后，其余起义军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南进途中，由于撤离时比较仓促，加上酷暑远征，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8月7日抵达临川时，总兵力由起义时的2万余人减少到约1.3万人。与此同时，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集钱大钧部在会昌附近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向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经过艰苦战斗，起义军以伤亡近2000人的代价，击溃了钱、黄两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改变行军路线，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8日，在汤坑（今丰顺市）与陈济棠、薛岳等优势兵力遭遇，激战两天，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向揭阳撤退。

汤坑一战，起义部队被打乱。据彼时担任起义军政治部秘书主任的李一氓回忆，他们跟随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一起行动，与起义军主力失去联系。当时的部队组织比较松散，纪律也不严格。他向参谋团团长刘伯承反映时，刘伯承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他指挥不了什么人。各部队互不统属，行军速度很慢。

10月4日，他们行军到揭阳流沙，附近的一个山头上有人朝他们开枪，人数并不多。但当时没有指挥员出来指挥部队行动，没有部队担负掩护，也没有部队组织向山头反击，部队乱作一团，各不相顾，狼狈之状可以想见。等到了黄昏，李一氓的身边除了一个参谋团和几个潮州同志以外，更无别人。后来得知，袭击他们的是当地的地主武装民团，人数并不多，武器也不好，但起义军还是被他们打散了。

一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部队竟然被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都处劣势的地主民团打得毫无抵抗之力，这样的事情今天看来都匪夷所思。但当时这支身陷重围、疲于奔命的起义部队的确已如惊弓之鸟，为躲避敌军，他们只在乡间小路或山里小道上穿行，有时一天只能喝上一顿稀饭，加上疟疾流行，药物缺乏，失败情绪笼罩部队。很多人认为，连叶挺、贺龙的主力都失败了，剩下这点人能成什么事？成班成排的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逃走，到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合时，南昌城走出去的起义部队只剩下约800人。

回忆是为了铭记过去，启示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一种强大与生俱来，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发展历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坎坷。起义虽然军事上失败了，却在军事组织与领导上给正在探索领导军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启示。

起义时，除叶挺外，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内都是政治工作人员，连师团级指挥员都没有，军事上主要靠几个有直接指挥权力的师长或团长，士兵党员更是极少，支部无法建立在连队，导致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够强，面临逆境时容易乱作一团。有了这些宝贵的教训，才有了后来的“三湾改编”和“支部建在连上”，才有了党指挥枪和听党指挥这个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支军队最终凤凰涅槃，发展成今天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