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孟达在关羽败后一直私拥部曲在上庸自重，期间和诸葛亮有多封书信往来，随即再发生叛乱，被司马懿以闪电战奇袭歼灭，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庸这个地方正是魏蜀两国的缓冲地带。

当然韩冉还可能有另一条路走，那就是北上汉中，然后越过申仪把守的魏兴郡再往东到达上庸，不过这条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申仪作为完全的异己力量，可不像孟达那样可以给他提供保护和歇脚。

另一条史料可以佐证以上庸为代表的东三郡作为魏蜀吴三国缓冲地带的作用。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黄初四年魏国司空王朗的一封信，内有“道初开通”之语。有理由相信，这条路就是魏蜀两国官私共用的通道，有了这条路，二十多年没联系的老朋友王朗和许靖才第一次有了书信来往，这条路，就是秭归——房陵道永安——上庸，黄权降魏走的是这条路，夏侯霸降蜀走的也是这条路，韩冉使魏还是用的这条路。

虽然秭归在蜀吴夷陵之战中几次三番易手，但从永安沿大宁河谷越过乌云顶直达上庸这条路，不管被哪一方占据，都未能形成固守的局面。

韩冉大致的行走路线（现代版）：从成都出发东到秭归，再到北上房县

所以，窃取《出师表》的卧底如果想归魏，最安全的路线就是秭归——上庸的这条“地下交通线”，当然北上汉中出川洛看起来距离更近，但由于此地是军事前线，突破关隘需要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勇气。

结语

东晋时代才大行于世的《出师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它在编纂学意义上的位置也要等到唐初《隋书·经籍志》付梓之后才得到确切的安排，但《虎啸龙吟》的编剧已经迫不及待用宣王的嘴口吐莲花映照武侯喷出的老血，实在是过于急吼吼了。

陈寿的《三国志》下笔极为谨慎，遇到事实抵牾之处或者地理状况不清楚的地方，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笔仗官司，一般皆弃之不用。这虽然导致了史料过简的毛病，但《三国志》却是古今史学界公认的“良史”，这一点比起后来的《元史》、《明史》这种到处瞎抄民间笔记的所谓正史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不过在此我们还是要感谢如此惜墨的陈老师（后世给他打补丁的比如裴松之要开骂了）在《诸葛亮传》中完全辑出了这篇《出师表》，为华夏文坛的宝库中增添了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是绝对有功于后世的。正因为陈寿的杰出工作，此篇才能入选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成了四书五经诞生之前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篇目。

昭明太子《文选》，唐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同样地，李斯的“赋之开山祖”的地位完全得益于太史公的董狐直笔，他录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此文仅见于《史记》），否则骈文鼻祖的帽子要被扣在谁的头上这就不好说了。

笔者在此特别拿《谏逐客书》举例，其实也无非想吹捧一下古代尤其是前四史时代的史官的贡献，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以《出师表》为代表的宫廷公文的传播问题。

经学史家的强烈共识是“六经皆史”。在宗教背景淡薄的华夏传统中，史官部分地承担了正统教会和宪法法院在西方的使命。史学负有伸张正义、维护国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务。

笔者判断，前四史时代不但“六经皆史”，而且“诸文皆史”。公文奏章、私人书札信件的整理传播很大一部分都是依托职业史官。陈寿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整理宫廷内外的各种文献是他的职业所在——他就是三国时代的班固（头衔和班固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最后要顺带再提一句，蜀汉灭亡之后，陈寿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他向新老板司马氏求职，当时用的ppt《诸葛亮集》后来散佚太多，只流传下来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华夏文史界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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