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日本动作频频，甚至邀请各国政要访问曾被核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不断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记忆”，全然忘记了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又是谁给东亚各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相比之下，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在二战期间也经历了“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惨剧，却能以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来反思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到来之际，观察者网联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ID：tongji_dgyj）推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文章。本专题将邀请近十位德国研究中心的专家，从不同专业领域出发，提供观察视角。本文为第三篇。】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作为战败国日本，也在今年频频发声，先是参拜靖国神社，接着否认慰安妇问题，还修改了新安保法。

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在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日本外相甚至邀请各国政要访问曾被核弹轰炸的广岛和长崎，结果遭到中国反对。随后，日本高层表示，此举“原本和历史问题无关，这样的行为难以理解”。

事实上，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非“和历史问题无关”。它是东亚地区围绕二战记忆所引发的数起“历史之争”的最新案例。

诚然，对于战胜国和战败国而言，战争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冲击：房屋被毁，经济倒退，特别是大量鲜活生命在炮火中消逝。作为个体，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位幸存者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受害者记忆”，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族人、朋友而哀伤，为法西斯主义者发动这场愚蠢战争而进行谴责，为人类社会曾经如此不理智地走向自相残杀而加以自省，并最终指向一个“和平世界”。在这一点上，战争双方的后代应该能够找到共同对话的平台。

不过，令人纠结的问题或许在于：战败国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受害者记忆”？政府不同于个体，它是国家记忆的主要制造者与维护者。国家记忆既综合了个体记忆的多样性，又必须超越个体记忆的多义性。其使命在于：对内整合，塑造正向的和平文化；对外宣传，显现积极的合作姿态。在这一意义上，战败国政府本应以高度政治敏锐感来对待与历史问题密切相关的“受害者记忆”，对内澄清应对个体悲惨命运的国家责任，对外明确坚定不移的政府反省立场。

德累斯顿大轰炸后尸骨成山

相较而言，德国政府在应对“受害者记忆”方面的做法更为睿智。以下择其一二，予以说明。

1945年后，在普通德意志人的记忆中，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两件事让他们耿耿于怀：一是1945年2月13-14日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二是战后东部德意志人因领土变化而被迫长途迁徙回国。前者被称为“德累斯顿轰炸”，后者被界定为“被驱逐出家园者”。

德累斯顿地处萨克森工业的核心地带，二战期间拥有德国生产精瞄准仪器的重要生产线，而且还负责向柏林和莱比锡运送军需物资。为尽快攻占柏林，结束战争，从2月13日晚到2月14日，英国空军向德累斯顿老城投下了2000余吨炸药。随后两日，美国空军又集中轰炸。在大量燃烧弹所引发的大火中，约有25000平民丧生，上百幢建筑和近200家工厂被夷为平地，德国文化瑰宝茨温格宫和圣母大教堂也基本被毁。

二战结束后，如何记忆“德累斯顿轰炸”，便成为历届政府必须谨慎面对的“历史问题”。官方主导下的“1945年2月13日纪念”自1946年拉开帷幕，延续至今。尽管受冷战影响，官方立场几经变动，但和平旨趣并未发生根本转化。被占时期，纪念日成为“非纳粹化”的契机，《新德累斯顿·新德国》提醒民众：“如果今天有人问起从前纳粹党的成员和其追随者的责任时，应当带他去看一看德累斯顿这座化为无数瓦砾的城市”。东德时期，宣传部门把德累斯顿与广岛、长崎并列，以此控诉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攻击”。《柏林日报》在德累斯顿轰炸十五周年之际还告诫民众，“德累斯顿的命运对我们是一种永恒的警示，我们将为阻止（悲剧的重复）而战斗。”

在此影响下，德累斯顿人的“受害者记忆”得到强化，甚至在两德统一后仍然习惯性地把“德累斯顿轰炸”归因于英美空军的罪责。这种记忆偏差随后被极右翼势力利用，以纪念所谓“轰炸屠杀”为名，煽动民族复仇情绪，并且在2005年德累斯顿轰炸60周年纪念日当天组织了6500名新纳粹分子游行。

与此相对，新德国政府深刻认识到纳粹政权才是所有二战悲剧的始作俑者，除坚决反击新纳粹分子的谬论外，做出了一系列举动“拨乱反正”：对内，加强历史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必须正视纳粹历史的教训（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历年高中历史结业考题中），另一方面高层政治家（如总统高克）多次在德累斯顿轰炸纪念日参加反新纳粹分子的游行；对外，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与（我们国家恐惧历史）打交道，后生者责无旁贷”（2015年1月27日国会议长演讲），圣母大教堂则在2005年2月13日晚作为“和解象征”而重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