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端着政府给的铁饭碗。县中教师既不同于市场化的雇佣关系中的雇员，需要时刻面临筛选和淘汰的竞争。因此，不需要积极主动地预测、应对和适应变化、挑战和风险。他们也不同于政府公务员，需要用政绩在政治锦标赛中标尺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地位优势，时刻面临着升迁和晋升的压力。相比之下，教师并没有公务员政治利益的诱惑，没有雇员市场生存的压力，就像处在无风带的夹心饼干，他们是感受不到风声的。

学校管理制度相当简单粗暴，干任何事情都以钱计算，比如上一节课3块钱，晚自习5块钱，有老师说5块钱不要行不行，我不晚自习，要不给你5块钱，你替我去看晚自习。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学校也缺乏淘汰和竞争机制，使得这些老师有足够的职业资本保持高傲和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调研到的教师的状态。当然也会有教师说到非常痛心疾首的状态，他们想教而不得。他们想开足高中的实验课，但化学老师没有药品。他们想要集体备课，想到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课件，但是电脑存放在政府几年手续都下不来。很多行政工作在这个地方的体现都是突破你的常识和底线的。

家长和学生：走抑或留？社会阶层格局的同构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变了他们当地闭塞的环境，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周边县市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父母走出县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场化的办学行为，也为当地居民的就学提供了很多选择。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可以说把县里面最重要的学生资源吸走了，好的教师也吸走了。这个虹吸效应非常明显，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在残酷的社会竞争面前，多数家长都是曾经的失败者。所以，这些县中觉得我们就是在教一群失败的孩子，尤其更多的是留守儿童。

在社会阶层越发狭窄的事实面前，他们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坎坷的生活，不惜一切代价把最好的提供给孩子，愈演愈烈的竞争滋生出家长严重的驱利心理和焦虑氛围。他们把孩子看作是肩负家庭兴旺使命的木偶，在没有真正了解和过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的情况下，一味地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跟着最好的老师，考入最好的大学，认为孩子如果在县中读书是最没有出息的表现。如果一个县里都是这样的想法，县里的教育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家长缺乏一定的信息渠道和鉴别能力，简单地将最好的等同于城里的。这种虚荣和狭隘的择校观，忽视了学生的特质和教育过程，加速了县中优质生源的流失，也对教师的积极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学生和家长群体总会在牌桌上出现，但是其中个别的学生和家长依旧可以凭借其经济能力、个人成绩和人脉关系，把它当做赌资进入到周边县市的其他赌局当中。这种赌资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离场能力。我们的调研发现，县政府的官员的孩子包括大量的中学教师的孩子没有几个在县中读书。就像今天很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多少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呢？所以在这种同构的社会阶层的格局和机制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场的，我们的离场能力都是一定的。你能逃得出这个县，你能逃得出这种愈演愈烈的竞争吗？

他们留下的生源中83%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文化水平低，无法为学生提供经济文化，甚至情感方面的支持。这些学业基础薄弱，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孩子，成为了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局嫌弃的对象，甚至成为了县中由盛转衰一蹶不振的替罪羔羊。

这些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成绩、金钱、权力和关系成为给孩子的赌资。当优势阶层选择逃离这里的时候，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孩子。在职业教育备受歧视的文化语境当中，他们似乎无法逃离父辈社会底层的命运，也注定不会成为高校的佼佼者。在精英教育的标准下，学校和老师认为他们是不值得投入的，当学校和老师认为学生不值得好好教的时候，什么坏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他们的命运可能才是中国最真实的一面。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是匮乏的，学校并没有起到基础的庇护所的功能。当伤痕累累的孩子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很难说受到伤害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

政治权力和个人利益支配下复杂的县域教育生态

县域教育的生态是复杂的。在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各地教育的发展难以实现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不同地域和层级不断上演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争夺，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导致了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

当这些琐碎的细节逐渐堆砌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教育局、学校和老师容易简单地将责任推卸给落后的经济发展，试图摆脱干系，眼睁睁看着一所曾经是省级示范高中的县中溃败至此。生源和成绩之间或许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会掩盖很多问题。

教育是具有独立性的，地处经济落后地区的衡水中学依然可以通过教育吸引富裕地区的生源，且不论教育模式是否具备复制的可能，但至少从一个维度说明了经济与教育的逻辑关系并不是那么稳固和理所当然。

我们不是为了中伤哪一方个体，而是希望通过解剖这场赌局，了解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封闭的政治文化环境，阻隔了人们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思考问题。今天我们都在支持国别比较和区域研究的时候，其实中国内部的区域研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的区域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贫穷落后的发展状态不断强化着弱者心态，自卑又自负，可恨又可怜。当思维和心态无法发生根本性调整时，任何外来的冲击和影响只能带来暂时性的改变，最终还是会被恶性的内部循环所吞噬，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需要将局部性的改革转变为制度化的建设。教育注定是一场改革，只有各方都降低赌徒心态，教育才不会那么惊险、刺激和不可预期。

我们不想责备这个局里的任何人，它是制度性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了教育资源如何剧烈地跨区域流动？为什么要跨区域流动？如果这是总的一盘棋，可能跨区域的流动就是零和博弈。我一直认为，研究宏观的机制要沉浸到微观中具体的人的行为和事件当中去，就机制谈机制或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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