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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魏行:谁在滥用“去政治化的政治”
关键字: 去政治化李世默党国体制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党政治阶级斗争【12月21日,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论中共政治与改革,引发强烈争议。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一文颇具锐气,以汪晖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为表,以“阶级斗争”思想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种典型看法。之后,寒竹先生对此从理论性高度做出回应,不仅开启媒体层面少有的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的严肃辩论,而且将中共代表性作为问题公开讨论。之后,王琪同学继续舍我其谁再次回应,批评寒竹文章中的全民党不可能存在。本文为独立学者凌魏行对“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讨。
在本文中,作者针对王琪一文主要提出了两点批评意见。首先,“去政治化”不必然是左翼理论,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论不必然代表接受对方关于中国政治的判断;其次,“治理”中的政治内涵被严重低估了,原因正是对于“政治”的理解的去历史化和抽象化。由此导致的对“政治”的误解也大大狭隘化了对“治理”的理解。本文投稿于王琪的第二篇回应文章《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之前,却并不影响王琪与寒竹展开对话。在《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一文中,当谈到中共代表性断裂时,作者不仅情感充沛,还大段热情引用了素来为私有化国企张目的吴晓波的言论引以为同道。可见,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已经不是传统的左右之争能够涵盖的了。】
从李世默先生在清华发表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以来,观察者网连发数篇争议文章,围绕汪晖先生的“去政治化”概念与李世默“治理能力”的叙述展开辩论。在大众传媒上进行深度的政治理论探讨,似乎是久未发生的事情了。遗憾的是,由于第一篇质疑李世默演讲的文章,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的《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过于激进和抽象,以及缺乏审慎,以此为开端的整场辩论的理论高度被降低了不少。
在大众传媒上进行深度的政治理论探讨,似乎是久未发生的事情了
汪晖的“去政治化”理论建立在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危机上,由于政党失去了通过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不断更新和自我建构的能力,政治也不再是一个能动的、生成的概念,国家就因其对真实政治关系的不自觉而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机器。其实,在其它学科领域中,与之相似的理论并不少见。比如长久以来提倡国家治理能力的王绍光先生,就时常引用曼库尔·奥尔森的言论,认为“文革”最好隔一段时间来一场,以打烂强势的“分利集团”,打破凝固的政制制度。别忘了,王绍光和奥尔森恰恰是李世默演讲中引用的五位政治学学者中的两位。当然,这并不是在呼吁历史中的文革以原封不动的形式再来一次,而是寻求以更好的方式实现文革最初的意图。再比如法学领域中,对于一味强调程序主义至上,忽视法的规范性价值基础的批判,也与之有相似的理论结构。由此我们要注意两点:首先,“去政治化”警示本身未必天然就是左翼理论,接受“去政治化”的理论不意味着接受对何为政治的判断。正如汪晖在文中所说,“当代中国的左右两翼经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这一国家运作机制已经无法在传统的左右模式中进行衡量和评估”。与之相关的,其次,“去政治化”是一种政治的理论研究和表述,当用于现实批判,特别是在考虑应对危机的方案时,不能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不加中介地套用。
于是,如果我们将“去政治化”的理论论述进一步历史化,进而询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是什么,那么,在王琪一文中,“政治”就有被简化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政治的内涵被抽象化为纯粹的平等政治之嫌。由此而得出结论是,“党-国”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疏远了底层,“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但随即我们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怎样在历史中去理解阶级政治,以及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第二,能否说中国今天真实的政治是“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就像大卫·哈维的判断,将邓小平与撒切尔、里根并列,从而索性指中国为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
在第二个问题上,王琪一文虽然没有明言,但行文给出的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在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区别只在于哪个政党在操作上能够更好地执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职能。”而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只能谈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言下之意是,谁能够更好地运转和维持自由市场经济,谁就有执政的合法性,而不必问在这个过程中谁获得好处,这是件相当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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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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