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八十年前，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台湾得以光复；八十年来，统一始终是历史大势。台湾作家蓝博洲长期致力于追寻台籍共产党人的足迹，书写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通过数十年的挖掘考证，逐步还原白色恐怖时期的真相。

前不久，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的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活动中，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蓝博洲时隔多年再度互动，并主动表示将与他联系。

2025年11月，新潮观鱼在上海再次对话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历史真相与“台独”扭曲历史的交锋下，仍有太多事实值得被看见。本次对话将分为三篇，深入挖掘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细节。本文为对话下篇。

【对话/新潮观鱼】

新潮观鱼：您怎么看待台湾社会弥漫的所谓“悲情”意识？

蓝博洲：1994年，李登辉向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提到“台湾人的悲哀”，后来“悲情”在台湾社会就被政治操弄成一个符号。台湾人当然有悲情，从1895年被日本殖民，到光复以后的两岸长期分隔。

但据我所知，当年投身抗日运动的台湾本省籍前辈们，对台湾社会弥漫的悲情意识颇为反感，认为那是“没志气”的表现。他们也不喜欢听那些哀怨的台湾民谣，认为那是“哭调子”，更向往《义勇军进行曲》那样充满抗争精神的、雄壮的、有力量的歌曲。

沉溺于悲情，群众会有力量吗？会崛起吗？会振兴吗？不会。

新潮观鱼：提到“悲情”，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1989）是台湾社会反思白色恐怖绕不开的影视作品，能聊聊您和侯导的渊源吗？

蓝博洲：侯导还没成名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学生时代就看过他的电影。大学还没毕业时，我参加了台湾文化单位为培养电影写作人才开设的编剧班，下课后我对他说“侯导，我很喜欢您的电影，以后能不能跟您拍电影？”他说可以，留了电话。

等到他真打电话找我拍电影时，我已经要去服兵役了，所以没能去成。要不然，我后来可能就走上拍电影这条路了。

我听《悲情城市》剧组的人讲，电影拍摄期间剧组内部曾出现严重分歧，一度停拍。在此期间，我的作品《幌马车之歌》发表，电影策划詹宏志可能拿给侯导看了，促使侯导在电影中增加了一条知识分子故事线。

《悲情城市》剧照

《悲情城市》的原始构想，是以基隆走私家族为背景，通过“外省挂”与“本省挂”的黑社会在台湾光复以后火拼的情节，来暗喻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及种种问题。后来他在电影中加上进步人士这条线后，就有林文清（梁朝伟 饰）与革命志士这些配角们的关联，也由此衍生出进步人士上山成立革命根据地的剧情。因为这一元素的加入，影片内容更加丰富了。

《悲情城市》剧照

后来侯导的《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都得了大奖。1993年，侯导准备拍他的“台湾三部曲”第三部，原本计划改编朱天心的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那也是白色恐怖题材的作品。但就在这时，台北六张犁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

六张犁事件要从白色恐怖受难人曾梅兰说起。他是位不识字的农民，因帮人送信受到牵连。1952年，他与参加地下党的二哥徐庆兰（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先后被捕，曾梅兰被判十年徒刑，但他哥哥被枪毙。

徐庆兰（1924-1952），台湾苗栗铜锣人，1950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牺牲。

曾梅兰出狱后，父母告诉他，当时家里穷，没钱去台北帮哥哥收尸。他哥哥就义时，警察来通知，要家属到台北领尸。曾梅兰的父母既没去过台北，经济上也实在无力承担所需费用，最终没能去领回尸首。二老嘱咐曾梅兰，哥哥的魂魄还在外面游荡，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尸骨捡回来，在家乡安葬。

曾梅兰后来去台北打工，辗转寻找数十年，甚至前往台当局防务部门医学院，询问哥哥是否被送去解剖，始终没有结果。他只能将此事搁置。

然而有段时间，住在六张犁坟地山下的他反复梦见哥哥，梦中哥哥托梦告诉他，自己被埋在人家墙头脚的竹头下。曾梅兰觉得很奇怪，怎么哥哥频频托梦。他就与一位同是客家人的邻居喝酒聊天，提到了这件心事，拜托当捡骨师的邻居，帮他留意坟地里是否看到徐庆兰的墓碑。

1993年的一天 ，这位捡骨师邻居为了炒田螺，上山采摘野生紫苏。在六张犁坟地的一角、一片竹林下方，他找到了几棵紫苏，意外发现地上有些石头，凭借经验，他判断这不是普通石头，更像墓碑，但大部分还埋在土里。他拨一拨，果然看见一块石碑，第一个字是“徐”。可是天黑了，他就先下山了，下山后赶紧告诉曾梅兰在山上发现徐姓墓碑的事，并约好第二天一同去查看。

第二天，曾梅兰与邻居带着镰刀回到现场，割除墓冢周围的野草后，墓碑清晰显露出来——正是“徐庆兰”三字。曾梅兰当场嚎啕大哭。他买来香和纸钱准备祭拜。因为怕火烧山，他又更大范围清理周边野草。这时，他又发现了刻有“黄逢开”名字的墓碑。曾梅兰记得，黄逢开正是与他哥哥同一天被带走枪决的同志。

1993年，曾梅兰意外在六张犁发现掩埋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乱葬岗。

他随即下山打电话给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后者立即动员台北会员携带工具上山，前前后后一共清出201座墓葬，并依据多方资料确认，这201人正是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烈士。

1993年6月8日，六张犁墓地

六张犁事件当时在台湾引起轰动。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由此推动了一场白色恐怖平反运动。侯孝贤和我作为文化界代表，受邀参与其中。加入平反运动后，侯导接触到了林书扬、陈明忠这些政治犯。我想他大概发现，这些被称为“老红帽”的政治犯，和朱天心笔下的人物不太一样。他们理念坚定，思路清晰，人格上也更为完整。而朱天心笔下的主人公出狱后虽用唯物史观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者，却有被迫害妄想症。我猜测，或许因为这种认知落差，侯孝贤感到难以继续原先的拍摄计划。

2016年12月，蓝博洲（右二）与鹿窟案受难人王文山带领大陆学者吕新雨与旅英学者芦荻等到六张犁现场向烈士致敬。 蓝博洲老师供图

于是他又回头找到我，约我和钟浩东的遗孀蒋碧玉见面，向我们申请授权，想把钟浩东与蒋碧玉的故事拍成电影。因为这次契机，我与侯孝贤重新联系上，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后来他根据我写的《幌马车之歌》拍摄了电影《好男好女》，还邀我客串了一个角色。

侯孝贤电影《好男好女》中，蓝博洲（左一）饰 萧道应，伊能静（左四）饰 梁静/蒋碧玉。 视频截图

陈水扁“两颗子弹”事件发生后，我应侯孝贤的邀请参与了“台湾民主学校”，他找我参选“立委”，我也没问他有没有经费就答应了。另外，侯导还计划找我拍一部关于“两颗子弹”事件的纪录片。他明确告诉我可能会有性命危险，我还是答应了。我想，既然他会找我，就是相信我能胜任，但后来那部纪录片没有开拍。

因为这样，我和郑丽文就有了共同战斗的经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只要起了个头，事情自然就会发展下去。如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有发展的可能。

左起：侯孝贤、雷倩、高金素梅、许信良、蓝博洲、郑丽文

其实，以侯孝贤、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进步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作品并非简单的影像美学或文学，实质上是对台湾文化与历史的一种综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