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识形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同时划清了和保守派内部的传统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别。

在新保守主义者们看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和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经不可能让美国回到诗歌田园的昨日33，越战引发的新孤立主义冲动仅仅是一股临时性的反应，它不可能改变美国长时段的扩张轨道。为了适应这种时代精神，美国需要一种国家认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种普遍化的民族主义34。根据这种理解，美国是一个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国，因此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宗教、血缘，只要能够认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理念，就是美国认同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信经国家（Creedal Nation），将这种认同向全球推广就成为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35。它的普遍性，使其区别于传统主义对宗教、传统和等级的强调，以及白人种族主义对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依赖，而它的民族性，又使其不同于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的否定和解构特征。

这种对于国家利益的超地缘认知，发展出一种圣战式的世俗弥赛亚情怀，美国成为全球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的使命也不仅仅是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而是时时刻刻“感到有义务保卫一个正受到不民主的力量，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攻击的民主国家。”36在冷战背景下，这意味着对苏联的任何宽容都是对西方政治价值的腐蚀，无意或无能谴责针对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对苏联的政治投降37。 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选择，就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甚至不惜为此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者38。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还为保守派赢得了宗教右派这个忠实盟友。美国大众媒体的现代化、娱乐化和世俗化让宗教界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带来的堕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会议题，让教众们对美国的道德衰落感到愤怒，而禁止在学校祷告更是让他们担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会缺失。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原本只过问自己灵魂的信徒们开始通过自发的草根运动表达不满。

尽管宗教右派分享着和20世纪40年代传统主义共同的关切，但应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情境，乔治•纳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学界对世俗化的大众社会的反动，而后者是大众对世俗价值观及其表达这种观念的国家精英的反动，保守派的知识运动关注的是国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关注的则是普通人来自日常生活经历的创伤39。尽管这种大众运动没有贡献思想，但它为共和党的竞选运动贡献了大批忠实选民。由于宗教右派较强的民粹性，有学者将其视为1974年由于福特总统的温和共和主义路线所引发的共和党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并称其为“新右派”运动40。

正是60年代的危机，带来一个广泛的保守主义共识，而本来是一场精英运动，也演变为一场反精英的民粹运动，保守派从一个“遗民”的运动，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主运动。这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些保守派运动中的不同派系，最终通过罗纳德•里根实现体制化。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改革解决了卡特时期高通胀和高失业的难题，一度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欢心，对苏联“邪恶帝国”的控诉则安抚了新保守主义，从而不仅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里根革命，而且将冷战运动推向高潮41。

三、新旧保守主义的帝国与民族国家之争

但好景不长，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个对保守派而言最应该庆贺的时刻，却同时成为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丧钟，这本来靠“邪恶帝国”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联盟，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义者回归民主党中间派，而对于苏联解体后美国遭遇危险的过高估计，导致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权”为核心的“新里根主义”42，它通过和之后“布什主义”的捆绑，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43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开始重新分化重组，一群反对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以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的名义开展公共论争。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旧保守主义者主要是由美国东北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反福利国家和战争）、南部的传统主义者和战前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44组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结合了强调地方性的种族理论、反精英主义的民粹特质和反现代物质主义的美国南方传统主义的部分要素。

它起初是为了回应保守派内部的自由和社会民主化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批评这些从自由派和民主党阵营转变的闯入者在本质上仍然是世俗主义、国际主义、福利国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他们自称为民族主义者，怀疑全球民主和后冷战时代的海外扩张，恐惧第三世界移民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公开批评全球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例外论的破坏，试图将保守主义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国右翼的传统之中。

由于《国家评论》在里根时期已经基本接受新保守主义的路线，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缪尔•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围，通过组建《美国保守主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杂志阐述自己的主张，并在里根执政后期发展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

新旧保守主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45，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旧保守主义批评新保守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传统没有半点关系，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46。他们所保守的不是美国的政治和文明传统，而恰恰是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遗产，而之所以披着保守主义的外衣，一方面是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时宜的旧右派，将保守主义的议程拉入中间派；另一方面就是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包装和辩护47。因此，新保守主义更恰当的称号是“旧自由主义”（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塑造了一个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从而同时排斥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势力48。

在旧保守主义者们看来，靠着这种包装，新保守主义绑架了共和党和保守主义运动，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义者都接受了福利国家，而这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而言是灾难性的，它终究会像被植入到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一样，从根本上毁掉右派49，因此在冷战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这些民主党内的变节者50。

新旧保守主义之争的本质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到底应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帝国，还是一个特殊主义的民族国家，到底是一个靠专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权政府，还是守土自治的共和体制。这种不同具体表现为旧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管理主义加国际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组合的批判。

借用伯恩汉姆的管理主义理论，旧保守主义者们指出，战后美国实际已经变成一个管理主义国家51，传统的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变为管理主义资本主义，由此导致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政治权力和政治主体分离，商业活动从竞争性市场的获利公司转向由国家规制的集团公司，政治权力从国会这种资产阶级的机构转为管理新经济的行政官僚。一个不需要在社会契约意义上向公民负责的管理精英，通过不断提供公共服务来获得正当性，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则被化约为一个不具备政治性，既不能识别也不能抵抗这种剥削的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