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变化可以记录我们的民族关系。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揭、匾联的指示》，对当时国内存在的一些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的名称进行了更改。新疆的迪化、内蒙古的归绥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采用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当然，我们在使用民族原名时，也需要采用较为合理的译字。西藏的琼结县原名穷结县，显然不如现在的名字更恰当。

1953年的新疆地图上有大量诸如迪化（今乌鲁木齐）、绥定（今霍城）、镇西（今巴里坤）、孚远（今吉木萨尔）、绥来(今玛纳斯)、承化县（今阿勒泰）之类的地名，均在1953-1954年左右更名，大多采用民族语言音译（来源：1953年地图出版社《新中国分省图》）

地名的更替也可以记录一段历史。我国历史上地名更名最频繁发生在汉代王莽新朝时期。在这期间，全国约有一半的地名被更改。《汉书》记载：“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改名频繁到已经老百姓也分不清改成什么了，平时交流中必须新名旧名同时标注才能正常沟通。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地名更改场景。为了吸引旅游资源而更名的情况越来越突出。都江堰更名自灌县（1988年），武夷山更名自崇安县（1989年），九寨沟更名自南坪（1998年），张家界更名自大庸（1994年），香格里拉更名自中甸（2001年）。旅游城市都想将自己的地名以旅游景点命名，以期赢得更大的关注。

但这都是门面工程，从深层次看，游客更关心的是景点的质量，而足够优质的景点是不会被地名所掩盖的。而随意更改掉的地名，可能使得上百上千年的地名承载史彻底断掉。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安徽省黄山市，是中国地名史上的经典案例。黄山市其原名为徽州，1988年，由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改名的目的是想借助黄山吸引游客。但实际更名后，黄山风景区的游客并没有显著增多。而对于外来游客，反而难以分清黄山市（屯溪）、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的关系，有很多游客想去屯溪的去了黄山区，想去黄山的去了黄山风景区，想去风景区的去了屯溪，让人哭笑不得。

徽州这个延续了近千年，颇具历史传承意义的名字，如今挂在了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徽州区的头上，造成了“安徽不见徽”的窘境。

黄山市（屯溪）、黄山区、黄山风景区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在黄山火车站下车，距离黄山风景区还有40公里。

推而广之，如今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地名命名与更名管理制度，探索城市化中地名问题的解决方案。冯骥才先生说过：“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是有生命的，是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地名并非简单的有和无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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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地名的意义[J]. 建筑与文化, 2005(8):38-38.

何畏. 也谈王莽改地名[J].文山学院学报,2012,(04):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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