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决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时，邓小平同志及时提醒，不要盲目乐观，他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前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他说：

“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历史周期律，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大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在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对于少数小国来说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小经济体），但是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没有这种特殊的资源和地缘条件，改变不了对大国的依附地位，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本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表现，特别是在那些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中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个陷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避免经济的依附性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对外没有解决独立自主发展的问题，对内没有解决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但正是没有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现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

建设公平正义新世界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和中国进入“新常态”，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中国历史上就有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在人类早期的各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包容性最强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就是同具有很强的吸收和包容能力有很大关系。

当前国际经济失衡，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失衡，具体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主要的超额利润和经济技术的制高点，通过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刺激过度消费，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劳动和资源的输出地，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垄断、贸易保护、军事和文化输出等方式，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但是缺乏足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只能靠炒作房地车和金融形成泡沫，而广大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有巨大发展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资源和人口，但就是由于缺乏启动现代化所必须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陷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关键是要缩小这种不平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包容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恢复全球经济再平衡，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让发展中国家具备发展的能力，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银行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提出和美国等世界强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具体步骤。

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主要方针是同发展中国家一起，互相帮助、联合自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努力创造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因为，中国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利益是同世界上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致的，只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权益和利益，中国的发展权才能获得保障。

天下大同，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各民族从未像今天一样，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但是，今天的世界，又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和平的世界。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并没有实现人类的共同命运，反而制造和扩大了不公平。中国在历史上也曾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且发达国家也最终受害于这种国际秩序。如果能够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那么就说明人类找到了一条新型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道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找到一条实现人类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也只有找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