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教科书中，历史被多次改写

回溯历史，中国与日本的教科书修改上升到外交问题的争论，其实已经有80多年以上的历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认为日本教科书包含大量反华内容与污蔑中国的内容，向国际调查团提出了抗议。14年艰苦抗战时期，中方教科书主力批判日本侵略，呼吁民族团结，鼓励人民反抗为论调。而日方教科书则一分为二，在伪满洲地区大书特书满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在日本本土宣扬大日本主义，向外侵略思想，不乏反华贬华内容。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内战开始，之后新中国成立。由于冷战两大阵营对抗需要，大陆地区毛泽东提出军民二分法为前提的“中日友好”口号，而败退到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的政策，加上日本专念于战后恢复，总体上这段时间呈现比较和平的态势，教科书并无出现争执。日本战后，出现了由日本知识分子主导的“战争责任论”的讨论，很多日本普通人通过东京审判，才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残忍行为，这时候日本社会主张的是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二战期间国家与天皇领导者的战争责任。

随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后，中国重新在社会强调了军民二分法，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在联合声明中加入了“痛感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语句。恢复邦交后，众多历史问题双方都选择了暂且搁置，中日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之后由于很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该自觉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这段时间日本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是在“反省”“检讨”“谢罪”的观点下编写出来的。

但八九十年代冷战后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突然失势，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者的声音猛然间爆发出来。检讨日本自虐史，恢复民族自信心，拒绝无止境谢罪的声音逐渐弥漫于日本社会之中，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主义“洗脑”。

教科书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改变，1982年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关于二战历史的部分修改巨大，改变了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方式，成为“占领南京后的清除间谍行为”，删去奸淫中国妇女、七三一细菌部队等战争罪行内容，把“侵略”改为“进入”这种措辞上的改动比比皆是。这种右翼思想抬头的教科书改动，引起了东亚地区的强烈反应，至此开始，日本教科书问题成为了东亚的重要关注对象。

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以及教学启发（由于各方面的数字争议，没有涉及确切杀害人数）

1986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合格”，其中内容更加淡化侵略史，甚至没有明确承认战争为侵略战争性质。

1999年，中小学教科书再次修改，日军暴行照片被删去，慰安妇被描述为海外从军人员。

2001年，被认为右翼色彩严重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了初中历史教科书的137处修改，编写内容持续美化侵略历史，改变历史事件叙述。虽然此类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较低，但是文部省审定通过的结果令东亚各国感到无比愤怒。

同时21世纪之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反复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层面上的中日关系恶化明显，二战历史已经成为了中日两国感情的重大芥蒂。随着一代又一代拥有“新”历史认识的日本国民成为社会主流，以教科书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呈现出更加难以解决的状态。虽然日本民间也有部分史学家坚持正视历史真相的观点，但是在主流社会里已被视为异类，其观点几乎无法被主流认识接受。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日本居住三年了，据自身亲身体验，现在30岁以下的日本人大部分已经对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日军侵略暴行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话也就是一个名词而已，他们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日本在二战时候的恶魔行为。反而，他们会对中韩两国对于日本持续性的要求反省、谢罪的声音反感，他们想要挣脱桎梏，想要重返日本往日的荣光。可以预见的是，一批又一批日本人在往成为拥有开战权的“正常国家”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地前行。

教科书是当代人为了国家今后前进的方向，而希望下一代人拥有的思想的前提下编写出来的，教科书的使用受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利、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历史作为特殊的文化共识类学科，更不会是单纯的，其选取、切入、剖析都有着前人的构思与目的。我们作为中国人，面对这个曾经给我们先祖带来深重灾难的，右翼思想难以根除威胁性国家，从教科书中管窥它的未来前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政府对它进行战略性防控与遏制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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