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创立之初就是一块搞不好就关掉的试验田，中国政府在监管股市、化解金融风险上最初经验不足，有一些行政干预，影响了股市中短期的走势，但无可厚非，关键是不成熟的中国股市需要适度的干预。

只有快牛没有慢牛

说到干预中国股市的必要性，需要说一个中国股市的基本“特征”：从来只有快牛行情而没有慢牛行情。最近20年，牛市一般只能持续2年左右。1996年、1999年和2006年的三次大牛市行情，都是如此。2008年底开始的行情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为什么中国股市有这个“特征”？2007年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有短期内赚大钱的梦想。

中国神话故事中有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不记得西方有类似的传说。不少中国人相信“人无横财不富”。克劳塞维茨在著名的《战争论》中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中国人看了这句话，可能觉得这是废话。中国人喜欢的是诸葛亮空城计、草船借箭这种以虚胜实的战例。

于是中国股市一旦有了明显的上涨行情，赚钱效应就会迅速蔓延。在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较多的情况下，存款搬家很容易就掀起大牛市行情。

中国股市推倒重来，和股市快速上涨最终崩盘，都是政府力争避免的，因此出台的干预政策，也是有必要的。最近21年几次较为明显的干预，也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在上证指数累积暴跌近80%的情况下，救市政策是为了避免股市关门，起码是避免股市成为一个僵尸市。

1995年关闭国债期货市场。327国债事件显然是金融市场的丑闻，关闭国债期货市场也是为了中国的金融稳定。因此导致市场资金转战股市，当年5月18日上证指数单日上涨近31%。但政策的初衷显然不是为了推动股市的大涨。

1996年的12道金牌。当年2月至12月，上证指数从512点大涨至1258点，积累的风险较大，泡沫破灭对广大散户的伤害是巨大的。因此从当年10月起证监会就连续11次试图缓解市场风险，怎奈股民热情高涨，这才有12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政策。这一轮牛市的背景是美国新经济泡沫，中国股市涨的也是网络科技股。但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早在2000年3月就开始了大熊市，而中国的网络科技股泡沫一直持续到2001年6月。当时的中国股市纯粹就是一个肆意炒作的财富粉碎机。似乎是当年6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砸出了四年熊市的大顶，但泡沫继续膨胀下去的结果又是什么？没有这个政策中国股市能再涨三五年？

2005年的股改，解决了法人股不能流通的历史遗留问题。直到半年之后，上证指数仍跌至距998点不远的1074点，市场根本未将其理解为利好。

2007年5月30日提高印花税率导致上证指数近千点暴跌。这个政策结束了当年小盘垃圾股的肆意炒作，泡沫早些破灭，对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股民是短痛不如长痛。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上证指数涨到8000点，甚至是1万点再下跌，会多增加散户们上千亿甚至更多的亏损。

数次阶段性停发新股。在长期的熊市中，停发新股显然有利于市场企稳，有哪个投资者不欢迎这样的政策？

官媒摇旗呐喊算不算政府干预？

那么如何理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今年以来多次为股市摇旗呐喊的文章？这难道不是政府在干预股市？个人认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丢人现眼，就去预测股市。一个媒体，要想自损声誉，就去点评股市。即使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未表现出很强的股市预测能力，以往明显错误的点评或预测比比皆是：

把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的文章当作是政府干预股市，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记者文章是否肯定代表了新华社，新华社又是否肯定代表了政府对股市的态度？

发表文章中引用的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否代表了新华社或是政府的意志？

两大媒体是否准确地预测了本次大行情？如果没有，又怎么能准确预测未来行情？

由上可见，政府并未在A股市场经常性地扮演“有形之手”的角色，频频干预股市的走势，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加大市场风险。在为数不多的干预中，也部分降低了股市风险，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散户的利益。对于投资人来说，与其猜测“有形之手”何时出现，或抱怨对股市的干预政策，不如潜心学习，早日找到股市中有效的投资策略或投资方法。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是股市中万能的如来佛祖，股市自有其运行的一般规律，政府不大可能和这些规律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