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4日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部渡湖北襄河，出击洋梓镇、黄家集日军，毙伤敌2000余人。

第二战区范汉杰部第27军先后攻占晋东长子、屯留外围各据点，包围长子、屯留。第40军亦将潞城包围。

日军在河南武陟县傅村包围袭击修筑河堤民工，杀害997人，毁房880余间。

甘肃镇原第97师第51团及步兵一营、炮兵一连，配合保安队共2000余人向驻当地八路军王营猛袭。该营伤亡惨重，于16日突围退出城外，镇原被占。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第115师独立第1支队：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后，应利用此冲突巩固新军和牺盟会内部及其已得阵地，绝不在让步条件下轻言和平解决。若求和平解决，我们的条件应是：处罚这次事变的祸首；释放被俘人员，退还武装，并全部复职；恢复各部队原来驻地，旧军撤退至事变前的位置；保证今后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

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干部与政府恳谈会上发表谈话称：关于“中国事变”，成立新政权问题，由于日、汪双方对具体内容尚未获得一致意见，成立时间需要推迟。

1940年12月14日

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6团在阜王战役中，夜袭寿阳县东庄日伪军据点，毙伤敌100余人。

晋西北军区部队开始抗击日伪军2万余人的冬季“扫荡”。

日机20架袭击昆明，27架袭击衡阳。

李明扬致电蒋介石，报告出击苏北新四军部队的部署，拟“分散新四军之兵力，策应车桥、曹甸之友军，确保泰（县）防为方针”，以一部主力由姜堰经曲塘向海安进攻；一部由姜堰经姜坝向黄桥进攻；一部向安丰、东台进攻，占领海安、黄桥后，各以一部分向拼茶、马塘、掘港方面进攻，推进“清剿”。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全体将领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日到底。

1941年12月14日

左权发出关于1942年参谋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司令机关部署所属部队的一切军事行动，特别是对战役与战斗的组织领导，应更进一步地周密细致和确切；应发挥更大能力，保证建军任务的执行；努力提高司令部工作干部的知识与能力；继续健全司令部工作制度与改善工作方法。

新四军军部决定在“联抗”活动地区成立军政党委员会，黄逸峰为书记，归苏中军政党委员会领导。

蒋介石校长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公务人员训练部高等科、普通科毕业典礼及大学部、专修部人事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并即席训话，阐述政治与行政之关系，用人、用权之道，希望学生应立志作政治家，作中国历史上的人物。

重庆国际文化团体联合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美、英、苏驻华大使及国民党中枢党政要员出席大会，宋庆龄、吴铁城、孙科任总主席，参加者10万人。大会悬挂蒋介石书巨幅标语：“友邦之敌人即吾人之敌人，友邦之成败即吾人之成败。”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撰文《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六个特点，阐述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休戚相关，共同战胜法西斯。

据《大公报》讯：国民政府为了适应世界战局要求，最近将加紧统筹一切非战时所需，实行新的经济措施：一、四联方面将对民国三十一年度之农业金融放款予以紧缩；二、受世界大战影响者如贸易委员会等机关决予调整；三、战时新政所必需推行者，亦有设立新机构之考虑。

1942年12月14日

周恩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总结1936年以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提出好转中仍须注意两个事实：双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大距离；“局部压迫未放松”。但各种因素将使国民党继续改变其对中共的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变”。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的是“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

军事委员会决定撤销运输局，该局所属工作仍由军委会负责。

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三科科长史宗沂、财政部陕西省洛川县田赋管理处副处长李培厚，奉专员余正东之命，赴延安参观。

中华妇女节制会在重庆创办胜利托儿所，李德全、刘王立明等被选为董事，基金为100万元，地址在大田湾。

印度孟加拉省遭风灾，蒋介石夫妇捐款3750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