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1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攻占南宁作战命令。

第129师于邢台县皇寺镇接受伪皇协军1个大队300余人携械反正。25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给该大队大队长宗书阁及全体指战员的公开信。

日军在江苏射阳县通洋镇放火烧房，从鹿塘南头至通洋镇南头连绵2.5公里，众多房屋、10万余斤粮食及各种财物统统化为灰烬。

朱德、彭德怀发出训令，指出由于物资困难将日益增加，尤其是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和破坏，各部队不仅要注意物资的节约使用，更要特别注意物资的收集与保存。今后对物资的保存应特别慎重与保密。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五届六中全会。

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公务人员非经特许，不得对外发表评判国际情势之文字或谈话。

国民党中央党部训令：出版物取缔依法定程序，军事、政训机关“不得径予查扣”。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颁发《中央训练团各期受训人员调训办法》，规定调训人员为“民、教两厅厅长、市长、专员及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书记长，青年团各支团部筹备主任、书记、干事，各省国民军训处处长及主要公私立高中以上学校训导官”。

中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法师在上海被日方拘捕，次日解赴南京。据各报传闻，系因圆瑛在沪募集10万元作抗战费用。11月14日，圆瑛被解回沪，22日释放。

上海华东印刷公司工人为拒印汪伪汉奸刊物罢工。上海印刷工会号召全上海印业工人一致行动，拒印汉奸刊物。

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举行，各党派、各文化艺术团体及工人、学生、市民代表千余人参加。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美日协会发表演说，驳斥所谓“东亚新秩序”，对日本屡次威胁美在华利益提出警告，表示美将坚决维护在华利益的决心；并称：“日本军队在中国之行动方法及日本飞机所认为轰炸之目标，更引起美国人民之愤怒，而对于日机在华之肆意轰炸，尤为震惊。”25日，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邵力子等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及格鲁，对格鲁演说表示谢意。

1940年10月19日

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克复皖南郎溪、浙江诸暨。同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克复皖中潜山。

八路军第115师343旅运河支队一部夜袭东阿县旦镇日伪军据点，歼敌180余人。

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冀热察挺进军、第120师、第129师、冀中军区发出指示，指出百团大战后，日军抽集各地兵力向山岳地带大肆“扫荡”。向太北“扫荡”之日军已被第129师主力击退，平西正处在紧张的反“扫荡”作战。同时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周围亦正在集结兵力可能“扫荡”该区。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应立即进行粉碎敌人“扫荡”之作战准备。为配合该区反“扫荡”作战，第129师应以不少于3个团之兵力逼进并破击正太铁路；第120师以4个团的兵力破击雁门关南、北之同蒲铁路；冀中军区以有力部队破击平汉铁路；平西军分区以有力部队向南配合作战。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即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并称：关于周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规定境内后，再行酌办”。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同时，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及顾祝同等指挥所部，准备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

日本陆军省任命后宫淳为华南军司令。

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军事教育会议闭幕典礼，并演讲目前军事教育的要务在于力求“实在”，亦即“要使一般学生人人都具备管理一切人、事、物、地、时等知能”。同时要求军校充实学生农业的技能和运用机械的技能。

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奇为第37军副军长。

国民政府颁布《宁夏省民国二十九年度地方普通总预算书》，核定国币335.5726万元；又颁布《河南省民国二十九年度地方普通总预算书》，核定国币1700.6603万元。

国民政府颁布《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织条例》，凡12条，规定该会隶属于行政院，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下置总务、财务、技术三组。

国民政府明令每月补给陕西省10万元，“俾加强‘陕北边区’各县之行政力量”。

重庆各界3000人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梁寒操、田汉、胡风、王昆仑、沈钧儒、郭沫若、周恩来、叶剑英、舒舍予等出席。冯玉祥任主席，并发表讲话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第一是“真”；第二是“硬”；第三是“韧”。“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三种精神，来争取我们抗战的胜利，来完成我们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讲话称：“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斗士”，他一生“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疾恶如仇”，是我们每个人值得效法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菲律宾华侨“木材大王”、华侨银行董事长李清泉在美国逝世。其家属以其遗产一部分10万美元捐助祖国，作救济难童之用。11月，马尼拉的一些侨团及李氏友人为纪念李氏，又筹集40万美元捐助祖国，救济难童。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官方人士表示，将对日扩大禁运范围，增加对中国之援助，美国已向中国运出飞机53架，在最近将予中国以新借款。同时，在缅甸方面有美制卡车数千辆，满载数月来囤积缅甸之货物，不久将运往中国。仰光湾四艘美轮上的货物亦是供给中国的。

1941年10月19日

陈光、罗荣桓、陈士榘致电黎玉等，指出：在敌大肆“扫荡”下，应灵活执行原定部署，力求打通和巩固冀鲁边与清河区之联络。第115师教导第6旅应向山东省无棣县东北、沾化县以北，山东纵队第3旅应以一部向沾化东北挺进，确实控制无棣、沾化以北及东南地区，掩护开展工作与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教导第6旅在山东省阳信县以东、惠民县以南之钳制部队，应积极活动，以策应该旅第16团及第3旅主力动作。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所写的代论《太平洋的新危机》，指出：“近卫下台，东条上台，都说明日本法西斯军人再也不能忍耐目前沉闷拖延的局面，而必须自己出马，采取冒险的行动了。”“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我们认为日阁的改组，应该警醒我们，使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联合行动起来，而不应该让东西法西斯国家联成一片，将侵略烽火烧遍世界，贻祸无穷。”号召全世界正义人士，“群起扑灭人类公敌——东西法西斯蒂”。

日海相岛田繁太郎发表广播演讲，声称日海军已完成一切准备，不仅拟解决“中国事变”，且拟应付当前局势之任何变化。

据《大公报》讯：蒋介石拨款五万元在中央军校建筑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纪念碑。

运输统制局西南运输处改组为中缅运输总局，俞飞鹏任局长，陈体诚及美国公路运输专家威尔斯任副局长。

1942年10月19日

八路军第129师冀南第6分区一部于枣强、大营间设伏，解救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脱险，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新四军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泰州独立团及千余民兵，分两路合围下乡抓丁抢粮的伪军孔瑞五部，毙伤伪军10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50余人，救出被抓丁的青年农民近百人。

日本处死4月18日轰炸东京时被俘美国飞行员。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陕甘宁边区县团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和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到会旁听。主要讨论整党整风、边区党的历史、边区党的领导、财政工作及边区今后任务等问题。毛泽东到会讲话，讲国际国内形势、整顿“三风”、边区的建设三个问题。指出：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会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定了方针政策。会议于1943年1月14日结束。

中共北岳区委员会、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作出关于沟外武装工作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指出，主力部队及地区队的负责同志，原则上均参加所驻地区的党的地委、县委。为坚持封锁沟外的阵地，在一定地区应经常有武装工作队坚持斗争。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颁发《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其要点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贯彻“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改进司法机构，实行陪审制度；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提高生产；实行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行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召开纪念晚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因当局不允，中途被迫停开。

汪伪军事委员会改组，委员长汪精卫，总参谋长刘郁芬，参谋次长陆军黄自强、海军许建廷，总务厅厅长黄自强（兼），陆军部部长鲍文樾，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航空署署长姚锡九，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炳贤，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蓬，参谋长富双英，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