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0日

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多次审议《对支新政策草案》，是日一致同意。《草案》宣称：“以帝国为中心之日、‘满’、支三国提携互助，确保东亚安宁并谋发展，是日本对外基本政策，也是日本对支政策的目的。”提出对华三基本原则，要求中国：一、彻底取缔排日，抛弃依赖欧美，采取亲日政策；二、正式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共。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奉调回国，政整会代委员长王克敏设宴饯别。

蒋介石为控制川军，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成立点验委员会，点验川军。定本日到达点验地点，15日开始，分九组进行。嗣后每三个月点验一次。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首次经济研究会议在沪召开，到孔祥熙、张公权、陈行及专门委员刘大钧、陶孟和、杨端六等40人，研究改革币制、统制贸易、平衡国际贸易及救济工商业等问题。

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偕财政部专员巴琦、伦敦银行专家罗杰斯首途来华，调查中国货币、经济情形及英国在华投资利益。

教育部发表全国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名单，王世杰、段锡朋、钱昌照、陈石珍、顾树森、吴研因、顾兆麟为当然委员，杨振声、郑晓沧、俞子夷等七人为聘任委员。31日，该委员会在南京成立。

1936年8月10日

日军两联队由热河开抵张北，并在多伦等地增兵，商都日机场停有轰炸机九架、侦察机五架、坦克七辆。

据《申报》讯：日浪人今村清在津日租界组织便衣队，成立所谓“自治救国会”，受川岛芳子指挥，得日军部同意，以扰乱治安、造成恐怖为目的，俾日方有所藉词，然后以外交手段逼使华北“自治”。连日天津探警先后逮捕赵振缳、曹文凯、刘绍周等五名，余犯逃大连、榆关及冀东。

李宗仁、白崇禧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情况。

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并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指出他们在7月15日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与纲领，“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

粤省农林局长冯锐以“贪污”罪被广州公安局逮捕，旋奉蒋介石令准枪决。

徐青甫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

山东省当局组“山东省孔教会”，以本省军界营长以上、政界科长以上及其他官阶相等之军政官员为当然会员，总会设济南，各县设分会，会员年交会费二元，总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由省主席韩复榘委聘。是日，省政务会议决修正通过该会组织章程。

1937年8月10日

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重炮和坦克掩护下，强攻我南口阵地；日军占领南口车站，我军第89师顽强抵抗后退守南口镇。

日本陆军与海军中央紧急会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确认。

外交部奉行政院指令，函知招商局拨专轮六艘前往日本，接运中国侨民回国。

日舰“保津”、“鸟羽”、“比良”、“势多”、“梅”、“栗”、“八重沙”、“二见”八艘驶抵上海。

中日双方就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开始调查事实真相。上海市长俞鸿钧除派人调查、搜集证据外，详电中央报告与日方商谈经过。外交部训令以外交方式解决，避免扩大。日方也派员调查，海军武官并将肇事经过电海军省报告，请求善后办法。同日，日本海军省与军令部开联席会议，协议对策。

毛泽东电令中共中央驻山西省太原代表彭雪枫立即公开开设太原办事处（红军改编后改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彭任办事处主任，并要求彭在同各方接洽时，应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采取谦虚态度；要求与阎锡山交涉红军由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县开赴抗日前线。

军事委员会以形势紧急，批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组织大纲》，分军事、政治、经济、精神、兵役五方面。

国民党中央委员吴敬恒对新闻记者称：“此次抗战，能支持六个月，我国之胜利已有把握；如能支持一年，则日本不堪设想矣。”

石友三在保定发表告同胞书，详述抗战经过。

刘湘所部已整顿完毕，共编为三个军、两个独立师、七个独立旅。

全国各海关奉财政部命令，即日起暂行禁止米粮出口运往外洋，以维持民食而防资敌；同时布告米商，如查获偷运奸商，即以军法处以极刑。

行政院通过拆迁上海工厂计划，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林继庸任主任委员。迁移工厂分面粉厂、纱厂、火柴厂、制酸厂、制碱厂等。七七事变发生后，政府即开始拟具拆迁东南及各大都市工厂于西南和西北大后方计划。

教育部令危险地区各学校迁移，责令危险地区各学校预为安全措置，重要图书仪器应早准备迁移。川康绥靖公署责令安全地区各学校预定收容战区学生计划。

香港怡和公司“阜生号”轮船由大沽口驶往大连，为日本运输军用品，船上中国海员自动离船。

江苏常熟胡剑心捐献祖遗稻田101亩，拍卖得款供应抗日军需。

河北省各县伪地方维持联合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

圣巴柏罗华侨、吉隆坡侨务委员会、麻坡永春会馆越南华侨踊跃捐款抗日。

马尼拉华侨举行大会，决议以捐款40万元作抗战之用。

财政部长孔祥熙由巴黎抵柏林，探询德国在中日战争中所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