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14日

粤第四路军莫希德师抵南雄、始兴，前锋距韶关仅30里。陈济棠为缩短防线，令粤军退出韶关，第2军集英德为第一防线，源潭为第2防线，军田为第3防线。

粤第2军第1教导团团长张威、第4师第10团团长覃香、第5师第14团团长黄超成投中央。

国民政府西南政委会开会，萧佛成主席，讨论撤销执行部与政委会事，决议拒绝。关于拟在最短时期于广西召开非常会议，另组政府案，为萧佛成等反对，未通过。次日，萧以陈济棠、李宗仁“破坏党国统一，称兵异动”，携眷离粤赴港。

陈济棠派员强提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关税存款，未果。15日，陈派员去香港，向汇丰银行提取第一集团军公积金100万元。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举行第三次大会，孔祥熙主席，通过电慰汪精卫及大会宣言草案等案后，即举行闭幕式，由冯玉祥宣读大会宣言，声称：“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谋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略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国防会议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孔祥熙、何应钦、陈绍宽、张群、张嘉璈、俞飞鹏、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何成濬、顾祝同、刘湘、龙云、何键、蒋鼎文、杨虎城、朱绍良、徐永昌、傅作义、余汉谋30人为国防会议会员。

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内务部组织法》、修正《财政部组织法》、《财政部税务署组织法》、《财政部关务署组织法》、《财政部盐务总局组织法》。

陶行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同时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7年7月14日

日本骑兵200余人向北平南苑第29军军部进攻，为我国守军击退。日军在右安门、团河等处挑衅，继续由关外向平、津运兵及坦克、重炮和军用品。开入关内日军除驻丰台外，其余分驻天津海光寺兵营及东车站等处。

日军600余人自天津开抵廊坊、落垡，与我守军发生冲突。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又向宋哲元提出北平城内不得驻军、取缔排日宣传和运动、罢免排日要人、彻底镇压共产党等七项要求。

中日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中方代表陈觉生、邓哲熙，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参谋和知、专田等，就日方七项要求进行谈判。

卢沟桥案交涉由北平移至天津，由宋哲元亲自处理；齐燮元赴天津，协助宋哲元进行和平谈判。天津市长张自忠自北平返天津。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中国提出之日军撤离卢沟桥及停止派遣援军来华。日外务省发言人称，“日本不欢迎任何调解”。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自青岛至天津，晤香月清司。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招待与中国事务有关之东洋协会、同仁会、日华学会、东亚同文会、日本实业协会、日本外交协会等团体代表，外务大臣广田以下阁僚均出席，由广田及内阁官房长官风见说明卢沟桥事变经过及政府方针。各团体代表表示愿对政府方针予以全力支持。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在总督府召开部、局长紧急会议，决定设立情报委员会，会同军司令部，禁止台湾民众参加抗日活动，开始管制言论与出版物。

蒋介石电令何应钦：一、即抽调二公分高射炮六个连运往保定，以备分发各部阵地；二、速运子弹300万发交宋哲元领用；三、准备在石家庄设行营；四、即派员到石家庄设仓库与防空。军事委员会设置委员长石家庄行营，派徐永昌为主任。

宋哲元密电何应钦称：“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

中央政府以宋哲元不依令前往保定，仍滞留天津，致平、津形势愈形紧张，特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保定。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出席人员同第三次会报会。会商事项：一、曹浩森次长报告，保定无防空设备，希望中央军缓开保定。现天津日本飞机甚多，如中央军仓卒开到保定，恐被日机出其不意之轰炸。津浦路北端甚空虚，甚望中央军能由津浦路北上到沧州。二、何应钦报告，蒋介石有电到外交部，嘱发表申明书。外交界确实消息，11日晚，宋（哲元）已签字，承认日方条件。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三、关于战斗序列，设陆海空军大元帅，其下为各方面军总司令，再下为各集团军司令官，以下为军长。大元帅幕僚长仍称参谋总长。各预备军与集团军同等。空军以直属大元帅为原则，必要时可分属各方面军。四、关于封锁长江，撤除长江灯塔航标，江阴新炮台限期完成。五、关于谋略与外交方针，徐永昌表示，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宋哲元）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参谋总长程潜表示，现在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所谓完成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但目下之准备与军队之动员，仍不可忽。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现在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宋明轩之妥协运动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以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命令称：“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令到后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士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

毛泽东与朱德发布命令，红军在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命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毛泽东电张云逸，就广西、四川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之方针指示称，“为坚蒋氏抗日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诚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之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做去……。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周恩来在庐山会晤张冲。张冲称，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毛泽东电王稼祥称：“8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行政院在京各部长开谈话会讨论北方时局问题，决定自15日起恢复全日办公，遇必要时延长办公时间。

孔祥熙离纽约赴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声明。

阎锡山派张荫梧去天津并致函宋哲元称：“接受中央军的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挑拨。”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特电中央请缨，愿率部为国效命，出川抗战。

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各省区商会联合会，迅速联合当地各界，组织全市或全县、全镇抗战将士后援会，劝告各界自由捐输，并转知各商店、工厂先捐一日营业额十分之二，汇往慰劳前方将士。

北平、南京、上海、汉口、昆明、开封、长沙、福州、安庆、芜湖等地各团体，纽约、檀香山华侨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国府或第29军，要求对日抵抗，以保国土，支持第29军抗战，并募捐慰劳前线抗敌将士。

北平、天津各大学教授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等称，“敌寇深入，华北垂危，民族危机，已到最后关头”，要求国民政府“迅即发动全力，抗敌图存”。

陕西省成立西安各界抗敌后援会。

财政部发表整理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通告。

德外交部长牛赖特分别接见中国大使程天放与日本大使武者小路，表示德国政府“对于中日争端现守中立态度”。程天放向牛赖特说明卢沟桥事变真相，牛赖特表示将抱平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