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31日

本日及6月3日，南京日武官雨宫又两次访唐有壬，迫中国政府接受日酒井隆提出的无理要求。

驻日大使蒋作宾奉令访日外相广田交涉河北问题，表示平、津不能划作停战区域；于学忠更调属中国内政；河北省府及党部早已确定迁保定，即会实施，愿竭诚相商解决问题之办法，避免事态扩大。并请外相就缓和陆军方面条件进行幹旋。

酒井隆警告何应钦，要求接受日方所提要求。

日军方酒井隆等已利用白、胡事件大做文章，日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配合其行动，于本日向于学忠提抗议

天津日军续在河北省府门前示威，并有日军100余人冲入市公安局。

国民政府电令何应钦负责应付。

何应钦宣布把原定7月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开始提前由天津迁往保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市长张廷谔撤职。

本月

国民政府为统制钨矿出口，在赣省设钨矿管理局，收赣南民营钨矿为省营，并划全省产钨区为4区，禁止商贩自由运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首先将这一任务交潘汉年。潘汉年先到上海，但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被蒋介石破坏了，未成。本月又派出陈云去莫斯科联系，陈云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动身。陈云在上海和宋庆龄取得联系，宋安排他先坐船去海参崴。

中共中央南方分局召开干部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成立，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德国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有利于在中国的扩张，急于拉拢德国。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少将，同德国纳粹头目里宾特洛甫开始接触，探询日德订立以苏联为对象的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1936年5月31日

田代在天津邀日军将校，商华北时局。

满铁铁路统计，东北抗日武装在全满铁路沿线出击786次，出动4.4万人次。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余人。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表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清华大学开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推定各校分别进行联络抗日”等议案。

李滋·罗斯奉英国政府命，由上海到日本交涉华北走私、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等问题。

本月

日方近月来在广州增设商店40余家，专售私货。广州日浪人走私日盛，每月海关缉获私货有四、五十起，但多为日领出面交涉领回。

日军在丰台大兴营建营房，并向丰台驻军29军多次挑衅。

大批日商在日军庇护下，以冀东非武装区为据点，水陆并进，进行了一场中外历史罕见的、长达数年之久的、公开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本月，日本在华北走私货物总额达5万吨以上，超过日货海关入口额4倍。又据统计，从1935年间初到1936年的1年多时间里，走私贸易额即达8亿元之巨。华北地区1年即损失海关税1亿元，约占全国的1/3。由于私货大量入口，国货销路锐减。上海销往华北的棉织品减少了 1/3强，汉口的人造丝厂一半倒闭。白银以每月400多万元的速度流向日本。由于走私掠夺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因此，走私的日人都公开带有武器，成群结队而行，如有缉私人员上前盘查，不仅遭到毒打，甚而丧命。火车、汽车、轮船都是走私的工具。国民政府除了“抗议”和制订几项缉私条例外，几乎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抵制，致使华北走私恶性蔓延，畅达地由天津而遍及全国，进而使中国财政金融面临空前危机。

蒋介石命令陆军整理处长陈诚拟定同日本作战的全面计划，负责编制60个国防师，准备同日本作战。

宋哲元派张自忠任天津市长。

曾养甫、陈立夫、谌小岑商国共合作，由陈口授意见4条，谌笔录，要点是：一、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但须加以改编；二、C方武装部队改编以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成立民意机关，C方可派代表参加；四、K方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谌将这些意见写成两份，一份送吕振羽转交中共。

宋哲元以巨款从国外购买捷克式步枪1万支，手枪400支，附子弹数百万发，高射炮12门装备29军。

中共长江局张子华到南京见曾养甫表示愿去陕北，谌小岑将陈立夫关于国共合作4条件抄一份交张，并请覃振写亲笔信交林伯渠。

东北旅陕人士高崇民、车向忱、刘澜波等人在西安组成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

西北抗日救国会改组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以杨明轩等人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