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令人绝望、窒息的年代。老一辈的人曾告诉我，那个年代，当一个女孩幸运地出生并活下来后，她的命运就几乎注定了。

从小的贫穷，使女孩们不得不四五岁就开始做家务、干农活，因为高额的地租和税收正压垮着每一个家庭，待到了七八岁时就被打发出去当童养媳，然后嫁人，再然后是目睹着自己的孩子被扔到狼食岗子或者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为繁重的地租劳累一生。

不要试图去反抗命运，因为早有乡绅们在严格维持着一切。我曾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看到过解放前留下的一种石碾子，了解后知道这石碾子有另外一种用途——把女人沉河。

那些被认为忤逆了家族传统的女人。我想象她们被绑在石碾上推进黄河的情景，围观的是优雅喝茶的乡绅和看热闹的人群。

我突然想到在网上那些新闻中被当做奇谈怪论的“荣誉谋杀”（荣誉谋杀是指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被杀害的原因主要是"失贞"和"不检点"。）谁能想象，这种“谋杀”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曾如此普遍和自然。

这还是平常年份，而当灾难和战争来临时呢？

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灾民把妻子卖掉只为了换几升小米，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卖到妓院或给有钱人家为婢为妾也是这个价钱。

1949年解放军曾统计国军一个师投诚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1948年，在刘胡兰老家山西的太原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女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我可以感受到，绝望几乎渗透在那个年代每一个女孩的骨髓里。

能够对抗恐惧和绝望的是什么？

今天在和那一辈人对话后我知道了，是对绝望的反抗。因为反抗，所以无畏，所以无以复加地期望着去改变这个世道。

现在人很难想象，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有那么一批中国女人如此勇敢地站立起来。她们叫秋瑾、陈铁军、杨开慧、赵一曼、江竹筠还有刘胡兰……

她们是进步知识分子、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妇救会长或者其他什么职业……

但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为了新中国。

你们以为只有一个刘胡兰？不是的，仔细凝视那段历史，你会发现曾有千千万万个刘胡兰：她们从安稳的国外归来，她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家庭，她们甘愿冒杀头的危险去战斗，她们无畏任何牺牲。

那种反抗绝望的力量是那么强烈，以致于像刘胡兰那样的牺牲比比皆是，只不过时间久远，不为我们所知罢了。其实从王树增《解放战争》中收录的一封信可以感受到：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

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

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