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返乡高峰，旅客列车这流动的小社会里，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百态。回家的路途曲折，却又心生向往。王福春老师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已成为经典作品，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可笑的感动的有趣的，无不让人动怀。正在坐火车或将要坐火车或坐过火车的你，不妨重温这些火车上的照片，你能从中看到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列车上的人不断在变，但那些表情仿佛是永恒的，或许也能映照出某一瞬间的你。

“我庆幸自已选对铁路这一行，与铁路结缘。 我对铁路的热爱， 坚持30多年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高铁。记录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是中国人的变化，铁路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

——《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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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文革”一结束，我（王福春）在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当干事，写写画画搞宣传。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上光荣榜，当时工会没有相机，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120相机，一拿起相机再沒有放下。我形容自己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

那时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拍列车员为旅客服务，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端茶倒水等好人好事，单位开始技术大练兵，大比武，大会小会全拍，有典型的投哈铁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发稿。我到今天还珍藏当年发的照片报纸，说心里话，摄影起步，还真的感谢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对我的支持。

1984年为了摄影，我从三辆调到哈铁路局科研所，任专职摄影师，享受职工免票，为我拍铁路提供方便,先后跑遍哈局管内的所有火车，后来我跑遍全国铁路线，利用坐火车的机会，发现火车里好多有趣的故事，顺手拍下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当专题拍，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线，一拍就30多年。

30多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几千次，行程二十几万公里，拍摄近10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火车是一个流动小社会，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1980年代初期民工潮开始涌进车厢，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就在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得比较简单，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想，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致爱，付出代价也大。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掉进镜泊湖，坐汽车掉进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

1986年，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上第一次出现电视机，全车厢的人都抬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1980年代中期，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

1987年，双峰-长汀。

1989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旅客自带收录机在车厢里收听邓丽君的歌曲。1980年代，邓丽君风靡全国，她是20世纪歌坛中一颗璀璨的巨星，赢得了“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的美誉，她甜美的声音打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1989年，双峰-长汀。

1990年，哈尔滨-上海。

1990年，哈尔滨-上海，他们的梦也许不是很甜，他的梦也许很苦……

1991年，从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上，挤在过道的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位抱孩子的父亲脸上显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紧抱孩子。

1991年，哈尔滨-上海。

1992年，成都-上海。其实旅途并不都是温馨惬意的，劳顿和艰辛也会相伴左右，那直立的梦，那拥挤的车，都印证着人生的曲折。

1992年，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1992年，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由于车厢太拥挤，这位年轻的妈妈想出了用八宝粥的铁罐来当作“临时厕所”，以解决儿子的内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