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结束了，组织上分配我和文学系毕业的几位同学一起去延安县碾庄乡工作。嘱咐我们协同乡村干部一起把基层的工作搞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希望我们熟悉他们的生活后运用文学艺术手法反映出来。

古元在延安时期邻居的窑洞(古大彦摄)

到碾庄后，我住在乡镇府办公的窑洞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乡长分配我协助乡文教委员处理一些乡镇府的日常工作。

碾庄村共有42户人家，全村除了正在上学的儿童外只有一个识字的人，其余都是文盲。自从1936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乡亲们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也逐渐好转，村里已办起一所小学校，儿童可以上学了。但青年好成年人要参加生产劳动，上不了学，文化上还不能翻身。为了使他们也能获得学习的机会，我就利用工作之余

教他们识字。我每天绘制一些识字画片——在纸片上画一头牛，写上“牛”字，画一只羊，写上“羊”字，画一只水桶，写上“水桶”两个字，分别送给各户人家。相亲们劳动后回到家里，看见这些图片，就能认识图片上的字，一天认识一两个字，一个月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

铡草 13cm×10.3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牛群 12.5cm×1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过了很多天，他们积存的图片也多了，乡亲们都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骡、马、驴、羊的图片张贴在墙上，朝夕欣赏。而画着水桶、铁铲、镰刀等的图片，谁家也没有贴出来。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对家畜的喜爱心情，也领会到他们的审美趣味。我便采用了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相亲们。他们看见这些木刻画便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娃不带狗不行，要背上一条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羔装进麻袋里背回来。”我见到乡亲们的高兴神情，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也感到十分欣慰。

入仓 10.5cm×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经过一段熟悉的过程后，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见到很多优美的图画一样。见到一个农民吧收获的粮食倒进仓里，我及时就想到：“这可不是地主的粮仓”，于是创作了一幅木刻《入仓》;见到区政府的办公室，虽然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但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我还创作了《选民登记》、《冬学》、《小学校》、《准备春耕》、《读报的妇女》、《离婚诉》、《结婚登记》、《哥哥的假期》、《农家的夜晚》、《减租会》、《逃亡地主又归来》等木刻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来源于碾庄的生活。

离婚诉(一)11.7cm×13.2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离婚诉(二)9.5cm×11.5cm 1943年 黑白木刻

我每创作完一幅作品都拓印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很喜欢这些作品，但是对于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例如对《离婚诉》，首先肯定这幅木刻画的内容，认为陕北妇女过去太受压迫，婚姻不能自己作主，出嫁以后受到虐待也不敢反抗，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如今解放了，男女平等，受到压迫就可以起诉。但是，对于这幅画的刻法有疑问：“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表示不能理解。因为我开始学习木刻时，参考了一些欧洲的木刻作品，又把这些表现手法带到自己的作品中。乡亲们对于这些手法看不惯，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值得我重视的。我联想起我国的传统绘画和民间年画以及书籍插图，是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应从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于是我又重新刻了一幅《离婚诉》，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清晰明快，乡亲们也就乐于接受了。

以上所提到的作品，有一部分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并在延安和重庆的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赞扬，给予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时间不算很长，但这段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和怎样作画，它对于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就是这样开始走上艺术创作征途的。

（本文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北京画院”，ID：v_bj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