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之后，很多人认为，世界正在朝着民粹主义的方向转变。不过，《参考消息》援引新加坡《海峡时报》近日的刊文认为，作为“文明型国家”（civilisation-states）的代表，中国则不太可能转向民粹主义。

5月29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载了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的文章：《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不太可能转向民粹主义》。在文章中，杨荣文认为，中国不太可能走西方国家转向民粹主义的老路，这和中国的“文明型国家”特征密不可分。

“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

杨荣文认为，中国和西方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在于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自2000多年前的秦代就是依靠严格执行法律来统一中国。尽管秦朝短命，但之后的汉朝则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汉时期对中国的法治思想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在中国，长期以来，“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深入人心，法律更不能凌驾于最高统治者之上。但是，在与汉朝同时期的罗马帝国，法律是在皇帝之上的，这样的法律特性也让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成为可能，并且为一种普世宗教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法律和宗教则是团结西方各部落的要义。

《海峡时报》报道截图

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

但是现在，部落正在成为分裂的源头。在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战争之后，欧洲才建立起以法律和平等公民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但是，当非欧洲人进入欧洲社会后，新的冲突和紧张又出现了。比如欧洲的穆斯林往往要求被区别对待，但是欧洲主流社会却往往认为这种要求并不合理，他们认为所有族群都该一视同仁。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和占人口主体的汉族就在一些政策上有区别。

随着这几十年来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民族国家控制其国界（不仅仅是地理边界）的能力越来越弱。技术已经让西方民族国家控制人口、资本和思想的流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在民族国家，各种小团体的诉求会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失去社会的信任以至于遭到攻击。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这里，少数群体的诉求往往会尊重大多数群体的考虑。

碎片化的媒体成为竞技场

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胜选的领导人往往和其血统、种族、宗教、过去的黄金时代等相联系。在这样的社会中，碎片化的媒体就成了竞技场。而与之相反，社交媒体在日益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西方民众在这种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能够更好地还是更坏地获得信息，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不过，民众正在转向有感召力的个人。

但是中国的组织形式则不一样，中国人不会允许一群将军或者亿万富翁来统治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看来，领导军人和商人的应该是学者，而非相反。

中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通常在晚饭时间播出，这样中国人就能了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活动。中国的新闻也和美国的不一样，西方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的新闻称作“宣传”，但是实事求是来说，中国的老百姓通过新闻了解的时事比欧美民众要强很多。

中国的新闻，要先考虑的是信息属性和教育属性，而非娱乐属性。

在2012年的反日游行中，中国政府号召民众理性爱国

多样性与同质化

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中国的同质化趋势更为明显。在中国，90%左右的人为汉族人，历史上，汉族建立的王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其他民族作为殖民地，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这也是中国学者将中国称为“文明型国家”的原因。

在中国，藏族和维吾尔族之所以能够和汉族人亲如一家，并不是因为法律的约束，而是因为其独特的习俗。在汉族人内部，尽管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大家都有同根同源的基本认同。

在中国，如果有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趋势，中国将会对其进行压制，这也是中国不太可能倒向民粹主义的主要原因。

不过，中国也并非对民粹主义完全免疫。技术的革新让中国出现了一些和西方类似的问题。不过，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西方化了，但是中国不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中国在面临和西方相似的问题时，往往有自己的解决之道。

中国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影响到了周边国家，诸如日本、韩国和越南。这些国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些国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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